佛学常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对于佛教，你了解多少呢，以下由YJBYS小编为大家提供的“佛学常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法师是前无来者集大成之第一人，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受到了历代佛教徒与学者的赞誉，2012年是道安诞生1700周年，抚今追昔，我们对道安在中国佛教史的作用愈加感到意义深远。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一位年轻的僧人为了躲避连年战乱南下襄阳，他在襄阳15年间为佛教史上一个关键时期，道安钻研经典、编撰经录、规范僧团、严持戒律，倡导实修实证，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僧团的建设居功至伟，正是由于道安奠定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根基，才有了后来佛教在华夏大地的大发展，故被古今高僧学者誉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我们纪念道安法师，不但是为了颂扬他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继承他面对现实、立足社会、规范僧制、促进政教和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弘法利生之路的创新精神，为民族复兴和兴盛佛教学以致用。
弘扬佛法鞠躬尽瘁
道安于公元365年应东晋名士习凿齿的邀请来到襄阳，在此期间完成了他毕生的最大心愿，襄阳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环境，也为道安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一度成为当时的全国佛教中心。
一、创立般若哲学理论体系，为佛教中国化开辟道路
道安法师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冀县)一个读书人家。幼年父母双亡，由外兄抚养，幼年的道安已经深深体会世态炎凉，加倍珍惜机会，读书刻苦用功，到十五岁时对于五经文义已经通达，转而学习佛法。十二岁出家(《高僧传》)。开始时因为形貌黑丑，并不为师父所重视，叫他在地里干粗活，而他毫无怨色任劳任怨。几年后才向师父请求读经，据说有一天他向师父借阅《辨意经》一卷。早上携经下田劳动，晚上回寺时已经将5000余字的经文全部背出，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保送他受具足戒，并准许出外参学。二十四岁时(东晋成帝咸康元年)，在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遇见时年已达104岁的佛图澄大师。两人年龄相差整整80岁，但佛图澄头一次见他时就感到这个年青人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当场受其三拜收为弟子，从此对他特别关注，还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非你们所及。据《高僧传》记载，道安法师直到佛图澄死后才离开邺都，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大师讲说佛法，并且辩才无碍，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评价。
尽管师徒二人情谊甚笃，见地却有不同之处，道安耳闻目睹了师父的种种神通手段后，感到在佛教教化传播过程中，虽然法术神通可以做为一种方便法，打动某些统治者，但却不能真正吸引士族知识分子的心，智慧度学人，神通度凡夫，博大精深的佛法三乘菩提，其微妙深邃的法理和脚踏实地的实证精神，只要能够如实弘传，完全能满足各类不同阶层人们的渴求，近代史上另外一位人物章太炎也有同样看法，他说“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佛教的理论，使上智者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佛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道安一方面注释经典，另一方面，他把眼光放到更加长远的今后，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通过佛法中的智慧和自己的实践所得，能够摸索出一条佛教本土化之路，为苦难深重的神州大地点起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在此我们可以告慰先人;你做到了。因为自道安开始，佛教界有了一整套的道场规则和佛学修学方法，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民风习惯，与佛法特别是大乘般若学说并无相悖，而历史上每一次的佛门兴旺乃至国运昌隆，无不是以大乘文化的兴起为标志，道安在穷其一生的般若学实践和研究中，既重点关注建立正知正见，使得学人在戒、定、慧三无漏学之路上少走弯路，又十分重视理论创新，按照中国特定国情将佛、道、儒三家在社会道德规范方面加以融合，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民众宣说大乘因果文化，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普遍爱好，他还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家老庄玄学，套用本体论论证方法，创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哲学理论。本无宗理论主要从“一切诸法，本性空寂”的本体论角度来解释“本无”学说，其理论基础源自佛教的“无我观”。这种理论刚一出来，便立刻为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普遍接受，消弥了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教对于中国人的陌生之感，并与中国各地执政者和当时的社会安定需要两相呼应，自然而然地将佛学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千年血脉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从理论上思想上完成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使中国佛教理论体自成一体，并成为东晋之后，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从而使佛教思想发挥了更广泛的影响，道安到了哪里，哪里就会成为佛教圣地而声名远扬。
二、注重人才培养，一代圣教始行于足下
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道安如何度过了他的前半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其艰难。在颠沛流离、千辛万苦之中，他用主要的精力抓人才培养，因为他深知要使佛法本土化，广泛流布，必须依靠佛门人才。所以十分注意在僧才的培养上下功夫，一旦学有所成，适时分遣徒众，到各地弘传佛法。正是这样，对佛教后来在中国各地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道安大师在襄阳时弟子多达五百余众，根据当时国情，道安大师提出“教化之本，宜令广布”的论断，要尽量使正统佛教广传流布，让大众获得真实受用，对社会产生良性效应，这样才能有益于佛教自身的发展。同时，由于当时的北方社会战乱灾害频起、民众动荡不安，道安大师对此有亲身体验，所以他深切认识到;单靠僧团自身，既无法改变弘法的社会环境，也不易找到一个有益于修学的生活环境，佛法不离世间法，中国不像印度，离群索居、孤立传教的路子行不通。所以他大胆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要求僧团尽量取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支持，合理合法的宣传佛法大义。佛法大致分为声闻解脱道和大乘菩萨道两种不同的修学之路，前者以出家众为主，“宴坐山林”离群索居，生活依靠大众供养，修学上走缘起性空、灭尽五蕴十八界，最后无余涅磐不再有来世;而大乘菩萨道不是这样，以在家修学为主，继续在人间修行菩萨道而渡化众生，直至最后成佛，菩萨虽然在轮回之中，心中却毫无恐怖，因为已经明白生死的缘故，所以不会堕于外道的断见法和常见法之中，远离了外道邪见的颠倒梦想，舍报时留惑润生继续留在人间行菩萨道，续佛慧命，进修道种智及一切种智，未来实证佛地的究竟涅磐，永远不走自我消失无余涅磐的阿罗汉路子，因为它只是方便法而不是究竟法门。道安大师的主张，显然是背离小乘声闻的大乘佛教路子，由于结合了中国儒家的纲常思想，符合了当时的中国国情，所以在弘法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了印证，的确是切实可行的。
道安在途中路过河南新野，部署分派他在另一大师佛图澄门下“代培”的学生竺法汰、法和分别率一部分人去扬州、建康等地和四川去传法，后来到襄阳的弟子只剩下四百余众，因为他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四面八方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但福祸总是相生，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前秦皇帝秦苻听说有个赫赫有名的道安大师，于是专程派人来请他去“讲经”，如若不去便以武力威胁，就像他对鸠摩罗什一样，派了数万大军前往，龟兹古国国王爱才心切不同意放人，结果国破人亡，人最终也被抢去，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才大战”。在这危急时刻，道安以退为进，化整为零，赶紧把徒众分派到长江流域一带，在更广阔的领域传播佛教种子。派法遇、昙徽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江陵长沙寺;僧辅、昙戒、道立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松滋上明寺;慧永率一批僧众到江西庐山西林寺等，传教于山乡城镇，这些弟子很得力，果然不负师父一片苦心，一代圣教于是盛行于天下。而慧远、慧持等被分派去江南布教传法，他们原本计划是去广东一带，途中经过庐山，见庐山清净秀美有灵秀之气，感觉这里适宜悉心学道，加上提前几年来到庐山的同学慧永的热情相邀，慧远决定在庐山扎根，于公元384年建立东林寺。从此，在庐山东林寺开创了佛教又一个新天地，在佛教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三、统一僧尼“释”姓，开创中国佛教僧制
时人习凿齿在致谢安书中提到，道安在襄阳“师徒数百，斋讲不倦”，“而师徒肃肃，自向尊敬，洋洋济济，进退皆规范有序，乃是吾由来所未见”。短短数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道安所在道场的宏大和道风的严谨，除了道安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外，更与其对于佛法大义的深刻理解以及依照佛制制定了一整套的道场戒规有关，这是任何一个学派得以生存发展的核心所在。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僧尼人数日渐增多。因此，制定适合汉地环境条件下的戒律以约束僧团，已是佛教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这时道安在襄阳的道场相对比较安定，基本走上正轨，道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统一僧尼姓氏。道安之前，中土沙门皆依师为姓。皆凡天竺所来之人，便姓“竺”，月支所来之人便又姓“支”，安息所来之人便又姓“安”，弟子则依师之姓分而从之，直到道安到襄阳来后，又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虽投师于门下，仍依旧沿袭旧姓。由于僧尼姓氏不同，往往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道安考虑再三郑重提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一锤定音，“释”姓由此固定成为汉地佛教出家众的统一姓氏，千年以来至今不变。团结了信众，统一了佛教组织，为以后的佛教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这是道安的一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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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定制僧制，建立切实可行的佛门戒律。
当年佛祖涅磐之前，僧众不无忧虑地问道;以后您不在了，我们以谁为师?佛说;以戒为师;由此可见戒律对于学佛人的重要性，道安弟子几百，学人数千，全国有寺庙八九百所。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依靠统一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而能够约束僧众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戒律。因此道安一生强调戒律的重要，认为：“譬如驶水流，日有不常位，人命疾于彼，去者不复还”，甚至提出“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的口号，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人们重经典、轻戒律的不良现象，对后人意义重大。道安从汉地僧团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戒规。他在《比丘大戒》、《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制定了《僧尼规范》、《佛法章程》，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日夜六时的修行、食住的规定;说戒忏悔仪式及每年召集法会的规定。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开中国僧制之始，为佛教僧团健康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自道安制定这些戒规后，天下寺院都奉行不悖，对后世规范影响深远。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大师所译的十卷《鼻奈耶》，道安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但同时他又认为如果持戒只重形式也非究竟，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完全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四、编纂佛经，谨慎科判，为佛教发展作贡献
针对当时佛经散失各地，目录混乱不堪，让学人难以遵循这一状况，整理佛经刻不容缓，道安先后派出一批又一批弟子到全国各地收集佛经，同时还效法玄奘法师，精心另选弟子慧常、慧辩等数人千里迢迢去天竺出国取经，他盼望能够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汇编出一套最完整的佛经以供世世代代的中国学子修学佛法，正是出于这一发心，加上无数人数年不懈的努力，道安带领徒众终于在公元374年完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佛经目录，从而为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提供了可信的史料，更为后人学习佛法，整理佛教典籍提供了极大方便。
道安的翻译理论和他对佛经译文的严格要求，特别是强调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中国佛学走上正规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道安在对佛教经卷的整理传译过程中，将佛经判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部分，每部分又层次井然的分为若干小段。这种严谨的科判治学态度从道安开始。佛教经典最初每部多有六种证信序——信、闻、时、主、处、众六项，以此来说明佛说此经的时间、地点、听众等，与我们今天常见的新闻报道“六何”、科学工作者写实验报告、政府机关写会议记录的程序大致相同。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语言词汇来自佛经一样，二千年前的佛教文化，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五、加强寺院建设，融入大众文化
由于其影响力日众，道安得到上至东晋孝武帝、各地名士下至广大民众的广泛赞誉，各方资助供养源源而来，在整修白马寺的基础上，道安又派慧远在附近甘泉洞兴建了甘泉寺;在南漳如珠山兴建了观音寺(后改为如珠寺);道安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去习凿齿栖隐地习家池后山兴建了谷隐寺;在襄阳城西龟山(后又为九宫山，今为真武山)下，利用当时富豪张殷在檀溪村所捐赠的一座大宅院，改建成规模宏大的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400间，规模由此可见。檀溪寺建成后，又在襄阳城西门外树立了一尊丈六铜制佛像，“以镇海神，钟自鸣”，“其后水徒北逐成旷野”，后唐贞观中僧怀尝建寺，名为铁佛寺。白马寺、谷隐寺和檀溪寺，都是道安弘法的主要道场，檀溪寺一时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谷隐寺背山面水，林幽谷深，风清日朗，历史上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许多动人诗篇。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题谷隐兰若三首》及北宋文学家(曾任襄阳知州)曾巩《谷隐寺》等诗，即是见证。
岘见群峰外，窅然空谷深。丹楼依碧殿，夐出道安林。习地抱邻曲，虚窗潄清音。竹静幽鸟语，果熟孤猿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尘羁绁，无由数追寻。
从诗情画意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道安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创立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弥天释道安”，诚哉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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