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家训”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时间:2017-12-24 我要投稿

  导语:家训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内容提要】文章考察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家训的历史、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目的及经验等。全文共分四部分:1.家训,简述先秦至明清,家训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繁荣至广泛推广的历史,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的影响;2.修身,论述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重点阐述了家训中关于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3.齐家,指出齐家是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其内容大致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及勤俭持家等方面;4.综合评说,指出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家训中掺杂了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先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 键 词】家训/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在数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浩瀚的文献,其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训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一

  家训是指历代家长为教育子孙专门撰写的训导之辞,诸如家诫、家范、家规、家书等等。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子女最基本的形式。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西周时周公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论语》中也载有孔子教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不过当时的家训以口头训诫、家书、遗书等形式为主,由后人记载而流传。秦汉以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家训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逐渐繁衍成为全社会乃至全民族教育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从先秦到秦汉是家训从萌芽到初步形成阶段的话,那么此后,家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理论越来越系统,种类越来越繁多,影响越来越深远。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家范典》多达116卷,分31部,各又再分5类,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真可谓浩如烟海。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三部家训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和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家训的成熟期、繁荣期和广泛推广期三个不同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总结了前人家庭教育理论的成果,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范畴,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在家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此书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也盛赞此书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可见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训进入繁荣阶段,不仅文献资料数量多,而且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也有了大的发展。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封建伦理关系、治家方法、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堪称家训中集大成者。此间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家训中“礼教” 的气氛更为浓重,名分的拘束更为严格。明清时期是传统家训广泛推广的时期。由于家训作用的日益彰显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家训理论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形成了家训教育空前繁盛的局面。明末清初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流传很广,影响巨大。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仅用五百余字,阐述了人生的深刻道理,总结了古代的治家之道,语言平实,脍炙人口,三百年来盛传不衰,成为官宦士绅、书香世家乃至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教子妙方和治家良策。

  中国历代家训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一书的序言中举其要者概述为六端,其一,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其二,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其三,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襟怀;其四,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其五,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其六,针砭人生各种心理痼疾。 [1]1我以为这一概括是较全面准确的。本文拟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影响。

  二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修身,谓修养身心,学会做人,塑造品学兼优的完美人格。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认为只有做到身修、家齐,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故而古代家训几无例外,以“修身为本”,将修身提到突出的位置。家训中有关修身的内容甚为宽泛,主要包括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

  立志。立志是修身之基,立志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只有确立志向,才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会克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进。要想使子孙自立自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关键是鼓励他树立人生志向。家训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21强调没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 [3]《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第一条便是“勉君子应立志”。[4]5同书“述立志之重要”条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苦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5]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立志如此重要,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孙要立圣贤之志、立报国之志、立光前裕后之志。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2]23“若志不强毅”,势必永远沦为凡夫俗子。王守仁在《示四侄正思等》中说: “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6]94他期望侄子们以仁礼存心,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努力学习圣贤,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又如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便是家庭教育中教子树立大志,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

  人生立志,不能空发誓言,而要落到实处。从道德的角度、从谋生的角度,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技艺(即谋生手段)的培养。《颜氏家训·勉学》云:“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7]84“有学艺者,触地而安”,[7]82谓有学问有才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站稳脚跟,或入仕,或学问,或农工商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方可真正自强自立,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耽酒色、好博弈、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8]这些话朴素通俗,但很深刻,阐明了年轻人立大志、务正业,对个人前途和家庭、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读书。在传统家庭教育中,鼓励子弟读书是家训的一大主题。提起读书,人们往往想到“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以为古人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做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对此,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序言中指出:“‘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旨在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却并不是说学习好了就只求做官,谋取个人利益。”[1]1这一见解在古代家训中得到了印证。

  读书以求仕,并非必然。《袁氏世范·子弟不可废学》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8]5这里所说“无用之用者”,应解为读书可以学习圣贤的嘉言懿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颜氏家训·勉学》中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7]89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力,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朱子治家格言》也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6]126

  不少家训将读书、进德、做好人摆在第一位。《曾国藩家书·教诸弟进德修业》云:“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9]21即读书首先是为了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其次才是将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6]135“明理做个好人”就是要通过读书,作个知书识礼、通情达理,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多次受苦受辱之后,仍能矢志不移,谆谆告诫儿子:“你读书,若中举进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吾之狂愚,亦不可因吾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笑。”[6]100许多家训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激励子弟勤奋读书,从小养成良好的学风。

  应当承认,随着科举盛行,读书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捷径,家训中出现一些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倾向。如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社会心态。明代王守仁得知子侄学有所成,获居前列,喜而不寐,连夜命笔:“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6]94家长望子成龙的企盼与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致使后来一些士子埋头八股,孜孜以求,淡忘了读书明理的初衷,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渐趋于单一化和名利化。

  待人。待人接物,指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家训强调慎于接物、谦让待人、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先秦时周公旦对其子伯禽的一番训导,堪称典范。伯禽封于鲁,赴任前周公以数事相诫:不要怠慢亲戚,不要使大臣埋怨没被信用,不要轻易舍弃故旧,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并指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10]即使才能过人,也不要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诚实守信是与人相处的一条原则。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 的基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载“曾子杀彘”的故事,给信而勿欺作了最好的注脚。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毅然杀猪,成为千古教子佳话。豁达大度也很重要。王夫之《姜斋文集·丙寅岁寄弟侄》中说:“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于心,以积怨恨。”[1]611与人相处,应和睦友善,相互谅解,而不是小肚鸡肠,过分计较。看到对方有不是,不妨当面提出,不要藏在心里,积成怨恨。另外,“宁愿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也是一种美德。《曾国藩家书·持家之道》“情愿人占我便益”条致澄侯等三弟信中说:“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告诫诸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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