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作为文化批判的启蒙

时间：2022-12-04 08:14:54 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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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作为文化批判的启蒙

〔论文关键词」启蒙　文化批判　实践　新启蒙

[论文摘要」启蒙的作用主要是执行一种文化批判的功能，并在批判中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促进全新的主体的生成。因此，启蒙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建构，而且是对人之存在的一种持恒的批判活动。启蒙的这种批判的本性，就根植于人的实践创造的活动之中。从康德、霍克海致和阿多诺到福柯，他们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正是对启蒙的这一本质的揭示，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实质在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使启蒙理性丧失了其批利的维度，蜕化为单纯的技术理性。为此，必须通过重建主体性，在人的实践创造本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启蒙。

从启蒙思想的发展来看，启蒙的作用主要是执行一种文化批判的功能。也就是通过文化的批判，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换，促进文化新种的生成，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西方文明就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西方文化的批判逐步生成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作为文化批判的启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但体现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而且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启蒙精神对人类文化持恒的批判，支撑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这种作为文化批判的启蒙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类的实践创造本性之中。

一、什么是启蒙

就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来看，这是一个持续的文化批判的过程。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或者是宗教改革，都表现出对传统的一种激烈的批判。我认为，这种批判的内在根据就是“启蒙”。因此，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探讨，就成为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探讨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课题。

“什么是启蒙?’’这是近代以来哲学一直在尽力回答的问题。从启蒙思想家到德国古典哲学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答。在对这一问题的诸多理解中，我认为康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福柯所提出的三种不同的启蒙，代表了对启蒙精神的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正是在这三种不同的理解之中，展示了启蒙精神的本质。

第一，启蒙是理性的自我澄明的过程。其典型的代表是康德。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所谓的不成熟状态，并不是人缺乏理智，而是人缺乏自觉运用理智的能力，以致不敢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要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一方面，人只有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才能避免对任何以往和现存的流行的看法、主流的价值或宗教信仰的非批判的态度，而是要追问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只有在公开讨论的情况下，各种偏见、误解、假知识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因此康德认为，要有勇气运用人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对启蒙的这种理解隐含着两个前提:(1)人是理性的存在物;(2)人是自由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是西方哲学立论的根基。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在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消解世界的神学统一性的同时，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世界的统一性，即世界与人是同构的，同是理性的存在。也正因如此，人是自由的。只要人能够真正运用自己的理性，就能够成为世界的主人。因此，康德强调指出，人“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康德对于理性的理解与启蒙思想家不同。启蒙思想家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哲学出发，强调的是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以获得自由。因此在他们那里，“理性”既被设想为自然规律通过它而被理解的理智能力，又被设想为理智能力所理解的自然秩序和规律。正因如此，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自明的证据，它表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能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而康德的出发点则是人本身。他从分析人的认识能力人手探讨理性的本质，确定其适用的范围、方式与界限，从而建立其批判哲学。“康德其实是把启蒙描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这一点上，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现在，恰恰是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需要批判，因为批判的任务正是在于确定合法运用理性的前提条件，从而确定我们可以知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又可以希望什么。对理性的非法运用导致了教条主义、它治状态和虚假意识;而只有在明确限定合法运用理性的原则之后，才能确保理性的自治状态。康德在这里所进行的批判，不仅是对理性的一种批判，而且是对西方文化的原则和规范的整个统作一种根本的批判。只是他采取了传统的哲学思辨的‘理性’方法，因而这一任务不会也不能完成。因为这些方法本身构成了这种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

第二，启蒙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解释。这是对传统的启蒙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结果。其典型的代表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近代以来的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堕人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在他们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启蒙是对人自身存在的一种解释，是为了赋予人自身的存在一种合理性。因此，对启蒙的思考不应仅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是要把它视为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过程。所以他们认为，神话就已经是一种启蒙，是人在脱离自然界之后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解释，是通过神话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精神只不过是对人的存在的另一种解释。“启蒙精神通过批判神话本身，以便使发展过程摆脱命运和报复的影响……但是，巫术的幻想越是消失，在规律性的名义下，这种威力的重建就会更加无情地控制住各领域内的人们，而人们通过自己在自然规律中的对象化，却肯定地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主体。内在性，启蒙精神对每个重复发生的现象的原理，即启蒙精神用以反对神秘的想象力的原理，就是神话本身的原理。因此，启蒙必将蜕变为神话。所以启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对一切个人进行教育，使未开化的个体摆脱传统的束缚，得到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启蒙只是对人的生存的一种解释，同样是对人之存在的设定，必将因其自身的否定性质而丧失进步性。因此，必须对传统的启蒙进行批判，恢复其革命性。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指出，启蒙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教化，“真正的变革性的实践是取决于反对社会盲目僵化思想理论”，“它只有最后摒弃与敌人的调和，勇于揭露错误的专横暴政、盲目的统治权，才能恢复自己本身原来的地位。只有这样，不妥协的精神才能成为铁面无私的进步精神”。
第三，启蒙是一种哲学的精神品质，是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持恒的批判。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福柯直接把启蒙理解为一种批判。在福柯看来，康德其实是把启蒙描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但这种理性的运用并不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必须以批判确定运用理性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是在启蒙中成熟起来的理性的指路灯，而反过来说，启蒙又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福柯看来，所谓哲学的社会精神品质是指“一种与当代现实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人做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种任务”。这种哲学的社会精神品质具有双重的涵义:从否定的方面来看，是要对启蒙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从而避免一切可能以某种简单化的方式对其做出判断。因为我们自身是被启蒙在历史意义上相对限定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地深人分析自己。这种分析“应该包括一系列尽可能精细的历史追问，它并非回溯性地指向可以在启蒙中发现、并在任何情况下都需维持的‘理性的本质内核’，而是面向‘必然性的当代界限’，也就是对作为自主主体的我们的构成而言不是或不再是不可离弃的那些东西。‑[5]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能从对启蒙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精神挟持中寻求自我的解脱，才能真正确立对待启篆的反思的思维方式。从肯定的方面来看，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种“界限态度”。正因任何启蒙都是对人的存在的确定，自然也就确定了人之存在的界限，从而导引出对这一界限的分析与反思。只是这种反思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而是要深人到那些曾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主体来加以认识的那些事件之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其目的“不在于确定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而在于将表达我们所思、所言及所为的话语实例揭示为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再根据我们所是的形式推演出我们所不可能做、不可能知的东西，而将从使我们成为所是的偶然性中，分离出某种可能性来。在这种可能性下，我们得以不再依我们所是、所为或所思去是、是行、是思。这种批判将不再致力于促成某种最终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而且尽可能广泛地为不确定的对自由的追求提供新的促动力。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启蒙做一简单的概括，即启蒙是对人传统的生存模式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促进全新的主体的生成。因此，启蒙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建构，而且是对人之存在的一种持恒的批判活动。启蒙的这种批判的本性，就根植于人的实践创造的活动之中。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其生存表现为一个不断的自我超越的过程，即人不断地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进行自我设定，并超越对象性存在的、获得新的品质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启蒙是内在于人类文化本身之中的，启蒙的实现就在于激活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批判精神，从而实现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转换—新的文化和生存模式的生成。

二、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实质:启蒙的遗失

从表面上来看，现代西方文化陷入危机的原因在于人的主体性的膨胀、技术理性的发达，但其实质是植根于人类的实践创造本性基础上的启蒙理性丧失了其批判维度，蜕化为单纯的技术理性。“理性原来有一种当作工具的用途，用它来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揭露正统观念和世俗观念的空虚。只是到了后来，它才失去了批判的、怀疑的性质，而僵化为教条式的理性主义”，从而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

首先，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初期，哲学和自然科学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是驳斥宗教的虚妄和迷信的有力武器，而哲学则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成果冲破宗教神学的禁锢，高扬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因此，“自然科学不仅是在时间上的先行部分，而且也是决定性的主导部分。与此相适应，哲学却是借助数学的方法原则构画一个清楚明了的现实图画的目标。因此，需要将自然科学中已经获得证实的数学方法有效地运用于哲学，并将其扩展为所有认识领域中对客观现实认识的有效工具。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形成之初，自然科学就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还是一个科学业余爱好者和收集者的时代，科学思想和试验还没有专门化到成为障碍，向普通受过教育的人关上大门，那些受人文科学教育的人还能够跟上最新的科学发现。另一方面，人的世界还独立于科学研究的领域之外，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尚未出现。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这种结合方式，本身就埋下了二者分裂的种子。

其次，科学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之后，与实践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的长期发展开始具有加速科学技术进程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研究在新的技术措施中获得了实践应用的可能性，而研究和应用使经验变成科学自身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资源，并促进了科学队伍培育(通过高等专业教育)。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一方面使现代初期的自然理性发展成为技术理性，另一方面造成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的专门化和专业化。这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科学从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自然科学。随着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在近代哲学中，增长的科学的影响以理论的形式实现了根本的变革: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和洛克从理论的、个别的“怪想”中区分出理性，论证了在认识和人的一切生活实践中科学实验的合理经验的优先地位。从此，“任何一种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引导人们作这样的反思的企图，都被当作‘形而上学’而加以拒斥。科学技术取代了哲学对社会发展进行价值规范的合法地位。因此，伽达默尔指出，“二十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和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关于人的明确科学观点，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正如恩格斯所言，达尔文进化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排除了上帝造人的宗教信条，把人完全看作是自然的产物。也正因如此，“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的出版，似乎无可挽回地废除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研究的分界线。没有疑问—如果有疑问的话，也被他的《人类由来》在1871年的出版打消了—达尔文的关于进化和进化所依据的自然选择过程的观点，结束了人的特殊地位，把人带到了与动物和其他有机生命相同的生物学范畴。人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也须仰赖于技术理性来提供。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中，不论是在解决生产技术方面，还是在组织管理方面，科学知识的作用急剧增长。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方面都变得更加合理化和协调一致。借助于科学的帮助，人类社会仿佛能够避免不受控制的结果，并考虑到个别的行为，特别是未预料的倾向对采取决定的影响。知识成了组织人们的基础，人们协同活动的必要条件。在取代了人们社会联合的传统形式之后，知识具有了最大程度的联合因素的意义。知识使人从给定的社会生活形式、情感和心理的联系中解放了出来，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形式和方式、人们活动的特点和界限—人的活动失去了个性，社会要求人的指令形式化了。尽管在科学技术的统治之下，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受到侵蚀，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就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已经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人类所独具的理性的批判精神丧失了。

因此，必须从人的实践本性出发重建启蒙理性，并以此为根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一场“新的启蒙”。

三、新启蒙:现代西方文化的救赎之路

这种新启蒙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基础之上:

第一，必须重建人的主体性。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人们往往集中于对人之主体的过分发达的批评。但实质上，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之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得以确立，或者说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所确立的人之主体性是一种片面的、分裂的主体性。因为在现代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始的人类共同体，使人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正如E·弗洛姆所说的，“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优虑、软弱无力。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以忍受的。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在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的、创造性的方法，可以解决个体化了的人同世界的关系，即积极地与所有人团结一致，自发地活动，爱和工作，从而使人不再是通过原始的纽带，而是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再次与世界联接起来。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并没有成为创造性的独立的个体主体，恰恰相反，个体完全淹没于物的世界之中，不是人本身的发展，而是物的生产成了人的目的。人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却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体”，丧失了人的一切关系。因此，只有在恢复人们之间真正人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活动，才能建立起人的主体性，并赋予人的活动以人的目的。“一旦作为具有意识的意向化了的目的性，所有超越效用性、有用性和目的性的存在领域就具备了一种特性;因为人们能够洞察到任何达到共同意志目标的手段的适应性，所以人们根据那种有意识的意向化了的目的性可以把自己理解为具有人性化的理性。

第二，在真正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恢复人的实践的创造本性。因为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自身活动目的性的丧失，人的实践创造性的活动已经蜕化为技术自律的过程，丧失了其确证人的本质的目的。而实践理性与一切技术理性的区别在于目的本身，‘普遍性’的东西是靠独一无二的东西获得其确定性的。实践正是指导某人，并在团结中活动。因此，团结是决定性的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实践主体不仅仅由个人组成，实践最终要达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因此，“‘实践’这一语词和概念置身其中的概念系列，其自身规定根本不是从与理论的对立中获得的。正如约西姆·利特尔在其书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构成实践的，不是行为模式，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实践是活的存在物的特征，它存在于行动和固定化之间。因此，这并非仅仅适用于人—这种唯一在自由选择基础上从事活动的生物。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只有基于人的这种实践活动，才能使人类具有一种重新觉醒的意识，慢慢地把自己作为整体人类来认识，从而重新确立人之存在的总体性。

第三，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实现，才能恢复启蒙理性的批判意识，从而使其不断地超越现有的文化模式的限制，避免启蒙再次蜕变为神话。尽管现有的文化模式作为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结果标示着人类能力的一个方面，并且有助于人类的群体生活，但是，它必须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停留于其中。因为“实践哲学只涉及每一个体作为公民所应有的那种权益，只关心那种使个体变得更加完美或完善的东西。……不论这种哲学以哪一种形式出现，它都必须将‘可以自由选择’这一人类特有的品格提高到所谓的反思意识的水平上。……因此，以掌握这种实践知识为己任的实践科学便既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也不是得心应手地把握某种操作过程意义上的熟练技能，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它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有一切具有典型意义的概括唤起清晰的意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也就是说，必须把启蒙理性建立于人的实践创造性的活动之中。也正因启蒙是建立在人之实践活动本性基础之上，才能使其承担起文化批判功能，才能使启蒙成为一种现实的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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