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宋史》研究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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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宋史》研究浅述

摘要:元修《宋史》由于繁冗芜杂,历来为史家诟病。尤其清代,学者们认为《宋史》成书仓促,一是内容考订不精,过于杂乱;一是缺漏甚多,不足以反映宋代社会全貌。因此,或重修,或考证,或补缺,撰写了一大批相关著作,极大的弥补了元修《宋史》的缺憾。对后世进行《宋史》相关的研究,贡献极大。
关键词:清代;《宋史》;重修;考证;补缺
         诸部正史中,元修《宋史》最为芜杂,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曾说:“宋史草率荒谬,和辽金元史一起为史家最劣也。”[1](卷一)因此,自修成之日起,就不断有学者要求对其重修。元末,周以立认为三史体例不当,想要改修《宋史》,怎奈当局对夷夏之辨的敏感,遂不成。明代亦如此,先后有王、柯维骐、钱士升等分别撰成《宋史质》、《宋史新编》、《南宋书》等书。刘咸忻先生曾明确评价三人的著作说:“王书最疏,柯书尚有可取,而仍不厌众望,钱书则止删节而已。”[2](p592)今天看来,虽刘先生的评价过于严苛,但从三人的著作来看,可知明代的宋史研究过于注重申明夷夏之别,也有诸多错讹之处。至清代,一是因为“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1](卷二三)二是官方对夷夏之别极为敏感。因此,进行《宋史》的相关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学者们抛开狭隘的民族观,从学术的角度重点对元修《宋史》造成的史实不明、内容杂乱等问题进行弥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修宋史,二是考订元修《宋史》的错讹,三是补充元修《宋史》的缺漏。这些研究对后世的宋史研究贡献极大。
         一、重修宋史 
         清代先后有潘昭度、黄宗羲、陈黄中、钱大昕、邵晋涵等人欲重修宋史。然除邵晋涵撰成《南都事略》外,其余皆未成书。[3](p186_187)
         邵晋涵,清代著名学者,素来有重修宋史的愿望。邵氏生长于浙东,浓厚的学风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邵氏家族收藏的宋元遗书,也为他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四库馆后,浩瀚的书籍为邵氏获取各种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在《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中专门列出《宋史提要》,客观公正评价了元修《宋史》。认为元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宋人好述东都之事,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4](卷三)依旧沿袭了南北宋史料著述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还认为元修《宋史》“参差之迹,缺遗之事,岂可枚举”。[4](卷三)因此,立志撰成一部《宋志》,解决元修《宋史》的遗留问题。邵氏所想得到了当时一些学者的支持。段玉裁说:“先生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5](卷十八)章学诚也说:“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5](卷十八)可见邵晋涵的学识深受学者们的赞赏。在史学上的造诣使得他成为撰写宋史的不二人选。邵晋涵撰写《宋史》是为了“表宋风”,他说:“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种之择,本心既失,其它又何议焉!此着《宋史》之宗旨也。”[5](卷十八)根据《东都事略》的体例,拟定篇目,最终完成了《南都事略》。钱大昕曾评价此书说:“词简事增,过正史远甚。”[6](卷四三)但遗憾的是此书目前已经不存。[3](p188)
         虽然邵晋涵没有实现写成《宋志》以贯通宋代全史的愿望,但《南都事略》的完成,弥补了南宋史过简的缺憾,对宋史研究依然功不可没。
         二、对元修《宋史》的考异纠谬 
         清代,学术界考证风气大盛,考订和纠谬元修《宋史》的著作尤多。如钱大昕的《廿十二史考异》、《诸史拾遗》,另外还有赵翼的《廿十二史札记》和邵晋涵的《南江札记》等。这些著作运用了多种考证法,确保无误。下面略举数例说明:
         《宋史·朱传》载:“宣和五年,登进士第。”[7](卷三九二)邵晋涵将《宋史》本纪与列传进行比对后说:“按《徽宗纪》:宣和六年,策进士。是年为甲辰科,非五年也。此纪传之互异也。”[4](卷三)
         又如《宋史·谢深甫传》:传赞谓:“其当韩胄严禁伪学,善类为之一空,深甫秉政,与之同时,且尝劾陈傅良、赵汝愚等,显与正士为难。”[7](卷三九四)
         赵翼认为《谢深甫传》的传赞相互矛盾,他说:“通首叙述,居然一代名臣,无可议。而编次时则入于胡、陈自强卷内。
是传则君子,而赞则小人矣!”并作出评论:“可见各传皆宋旧史原本,修史时悉仍其旧,特于赞内另别其是非。此又见修史者虽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贬之公也。”[1](卷二三)
 又如《宋史本纪》中记载金人名字时,均书汉名,于了解人物有很大不便。如《孝宗纪》:“乾道四年十二月,金遣完颜仲仁等来贺明年正旦。”[7](卷三四)钱大昕在《诸史拾遗》中利用《金史》的相关记载考证出“宗室辟合上”。还其本名。[8](卷四)
         学者们在不改变原文的前提下,征引大量资料对其错讹之处进行考辩。为我们今天研究《宋史》提供了正确的史料,贡献极大。        三、补充元修《宋史》的阙漏 
         元修《宋史》南略北详的弊病在列传部分表现最为明显。北宋记载1211人,而南宋仅466人。陆心源编纂的《宋史翼》,是唯一一本补充《宋史》列传的著作。
         缪荃孙在为《宋史翼》作序时曾说:“吾友陆存斋先生,史才独擅,初改编《宋史》,积稿至四五尺,后虑卷帙重大而精力渐衰,乃先刺取各书,积录应补之传至七百八十一人,附传六十四人,成四十卷,改名《宋史翼》。”[9](序)陆心源引用多达400种文献,最终增补《宋史》缺漏的北宋人物286人,两宋之交157人,南宋最多,513人。[10](p28_30)可见用力之深,贡献之大。
         《宋史翼》一是补增《宋史》无记载的人物,如陈振孙。南宋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其著作《直斋书录解题》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一起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壁,成就很大。但《宋史》却无他的传记。宋以来的文集、笔记、方志、诗文评等书中虽有记载,但过于散乱,无法窥探陈振孙的生平全貌。《宋史翼》弥补了这一缺憾。《陈振孙传》全文共429字,从他初“为县学,绍兴教官,宰南城。”至“端平三年,以朝散大夫知台州,除浙东提举。嘉熙元年,改知嘉兴府。为浙西提举。”后因“研精经术有古典型,除国子司业。”直至“宝章阁待制致仕,赠光禄大夫。”完整记载了陈振孙一生的主要仕宦经历。另外传文还详细阐述了陈氏的学术成就。其载:“振孙‘家藏旧书至万卷,仿《郡斋读书志》作《直斋书录解题》,极其精详’”。[9](卷二九)经过陆心源的补充,陈振孙的一生得以明晰,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引用缪荃孙的话以说明:“名臣如孔延之、徐彦若、喻汝砺、袁说友,……奸臣如吕升卿、廖莹中皆彰彰在人耳目。”[9](序)
         二是补充《宋史》列传的缺漏。如王巩,《宋史·王巩传》仅记载王巩与苏轼交游的事迹,其他俱无。陆氏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资料加工取舍之后,补充道:“字定国,莘县人。……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言……跌荡傲世,好臧否人物……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论,故终不显。……长于诗,著有《论语注》十卷、《闻见近录》一卷、《甲申杂记》一卷、《随手杂录》一卷。”[9](卷二六)对王巩的字号、籍贯、人品、仕宦经历、学术等予以全面介绍,补充了《宋史》列传的不足。
         《宋史翼》成书之后,颇受好评。俞认为此书“以显微阐幽之意,为征文考献之资”,说明此书对后世研究的参考价值。[9]缪荃孙认为“即与《宋史》并列学官,亦复何愧!”[9]说明《宋史翼》在研究《宋史》领域的重要地位。
         金毓说:“乙部诸书,创作最难,而改修分撰次之,补阙注释又次之。”[11](p245)可见,史学著作撰述之难。但清代学者因着史家的责任感,用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著书立说,不但解决了元修《宋史》遗留的诸多问题,还为后世进行相关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参考,贡献非常大。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校证本,1984年.
[2]刘咸忻.刘咸炘学术论集:重修宋史述意[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张舜徽.清儒学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邵晋涵.南江文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章学诚.章氏遗书:邵与桐别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邵君墓铭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钱大昕.诸史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陆心源.宋史翼[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10]孙万洁.陆心源《宋史翼》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11]金毓.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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