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
内容提要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关键词 现实主义 现实政治 理想政治
一、作为现实主义的施米特政治哲学-
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明确将政治的标准确定为划分敌友，而划分敌友的过程就是一个根据历史情境随时决断自己国家敌友的过程，它既需要一个以领袖、精英、元首等形象出现的优秀个人，也需要这些个人在适当的时候决断民族国家的敌人。决断民族国家之敌人的过程成了使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标准，而决断朋友甚或说朋友的概念在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中处于非常微弱的地位。在施米特那里，决断就意味着例外情态的存在，它是对常规、规则的打破和超越，从而，决断就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可以将它看作是对启蒙理性的颠覆。但是，完全的非理性恐怕是完全的混乱，完全的非理陸对人类来说不能成为有建设性的资源，反而会成为破坏和灾难的根源。所以，我们认为决断必须借助于人的理性能力，没有这种理性能力，诞生新的人类秩序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我们无法回避人的理性能力对于决斯敌人和建立秩序的重要作用，那么，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中就仍然难以回避理性计算的现代性难题，但也正是这种诉诸理性的决断，才使敌友政治摆脱了它所批判的政治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立场，捍卫了政治本身的严肃性和残酷性。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敌友政治必然同审美活动形成鲜明的对峙局面，审美活动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成为施米特所认定的敌友政治。其实在审美活动和敌友政治之间发生了一种深层次的对峙：这就是审美活动主要诉诸个人情感、想象和理想的成分；而施米特的敌友政治更为侧重人的理性、决断和现实的成分。这就注定了审美活动难以成为政治的，也难以与政治形成真实的对抗。德国学者米勒在《危险的心灵》中就曾提到：“据说，施米特常常因他所谓的韦伯式的切近现实，即务实性和现实主义而令人掩卷难忘。”施米特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经预设了发生民族国家间冲突、决断敌人和捍卫政治性生存的现实可能性等诸多环节，这就使他的敌友政治理论在国际法乃至国际关系等领域具有了极为广泛的重大意义，其中可能至为关键的还是施米特本人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从而才使他的敌友政治理论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又产生了深远的理论效应。
施米特还以自己的敌友政治向传统的普世伦理发起了攻击，这与他对敌友政治的现实性理解紧密相关。普世伦理宣称的所谓的正义、公正、真理等普世价值，不仅破坏了这些道德的真正价值，也失却了政治的严肃性，而政治的严肃性本身与伦理道德的规范性是密不可分的。施米特在他的著述中明确反对某一个民族国家宣称站在正义、人道的方面而参与战争，因为他认为哪个民族国家也不具备这样的权力，相反，这些道德价值往往成为他们发动战争的幌子，仅此而已。施米特的这种判断是对追求普世伦理理想的断然否决，而他本人给出的答案是：只为生存而战，除此之外就是借口。用施米特自己的话说就是寻找现实的敌人，识别敌人只是第一步，展开现实的政治行动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这时候战争便作为一种自然状态或说极端状态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对于施米特来说，敌友政治对于保持政治严肃性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也就意味着战争是人类生存事件中不能缺少的自然状态，战争对于人类来说有着重大的生存意义。施米特在《论断与概念》中说：“将战争诅咒为大屠杀而又要求人去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杀人和被杀，以便，永远不再有战争’，这是公开的欺骗。战争、作战的人们的死亡准备、从肉体上杀死站在敌方的人，所有这些都没有准则性的内涵，而只有生存上的意义，即其意义在于为反对现实的敌人而进行的现实斗争的现实环境，而不在某种理想的纲领和准则。”施米特在这段话中连续用了三个“现实”，这足以说明他的敌友政治是一种现实政治。与此同时，施米特还在这段话中反驳了达至理想政治的原则和纲领，并将敌友政治称为一种“纯生存层面”的现实政治。
尽管否弃了人类追求普世伦理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施米特已经将伦理道德和敌友政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敌友政治正是以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为自己的基点，没有政权统一体以及与之相连的决断敌友的能力，民族国家实质上就名存实亡了。施米特将神学、道德、政治作为密切相连的一条锁链，作为这条锁链的发力点就是政治本身，没有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的纯粹道德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伦理和政治紧密勾连在一起，而且伦理和政治也只是对于某一民族国家来说的。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是后现代政治哲学，多元国家、多元政治与多元伦理成为施米特敌友政治理论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批驳相信纯粹道德的言论中，施米特明确地指出：“只有愚人才会相信，一个不设防的民族只有朋友；认为敌人也许会由于未受到抵抗而感动，这更是一厢情愿的估计。”与此同时，施米特还深刻地指出所谓国际联盟的真实本质，即它仍然是个别民族国家主导的表面联合，每个民族国家仍要坚守自己的主权和划分敌友的能力。从而，就没有真正的国际联盟；对于国际法的批评也是同样的道理，归根到底只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除此而外没有更好的解释。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作为人类的宿命已经无法避免，即使在这样一个试图通过高度技术化而寻求中立、和解的时代，战争的阴霾也始终笼罩着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在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时代，没有一个超越所有国家之上的超级主权决断者，众多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一般认为，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但是，较霍布斯而言，施米特是一个更为决绝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认为施米特恢复了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神圣光环，并且将其发展到民族国家层面的敌友政治，这是施米特对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的、与生存唇齿相依的敌对本性的再次确认，由此施米特也达到了对现代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等领域的深层次洞见。因此，我们已经在文中提到施米特将敌友政治作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是与人类的生存事件紧密相连的重大事件，包括施米特所说的诞生人类事物秩序，也要从敌友政治的敌对和冲突的现实情境中获得动力和解决。按照国内学者陈建洪的看法，实质上在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中，再也看不到永恒自然法的痕迹，而这正是他的政治哲学带有后现代主义气息的原因所在。与其说施米特的敌友政治带有后现代主义气息，倒不如说施米特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