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化：汉语文学语言的疏离与生长
“欧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语言现象，至今仍在对现代汉语的应用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由于对其负面义涵的过度关注与阐释，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断裂论”以及90年代的“失语症”等带有文化纯净主义色彩的焦虑的屏蔽，“欧化”一词的正面词义被一再掏空，最终成了一个贬义词。随之而来，新文学之初的这一重要语言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化方面的合理性与价值，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有必要对“欧化”进行去蔽性的重读。一、汉语文学语言的“欧化”
本文的主要目标并不在对“欧化”一词的溯源性考证，但需要指出的是，“欧化”的概念在产生之初并不局限于文学，其内容主要包括“有形欧化即欧洲物质文明之输入”和“无形欧化即欧洲思想文明之输入”。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一书中对欧化的媒介和内容作了全面论述，但由于该书写于上世纪30年代，涉及的内容较广，所以对文学语言的欧化现象未能作具体探讨。至于“欧化”的定义，张先生认为，即指在中国文化上留下的欧洲人创造的文明痕迹，而不管这种痕迹或影响的深浅好坏：“兹不论其高下，与夫结果之善恶，但凡欧洲人所创造，直接或间接传来，使中国人学之，除旧布新，在将来历史上留有纪念痕迹者，皆谓之欧化。”①1921年，《小说月报》上有文章认为文学界存在各种各样的“欧化”，比如“英化”、“法化”、“俄化”、“意化”，甚至还会出现“日化”②，这是对“欧化”内涵的国别性拓展。
从影响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欧化”有时也被表述为“西化”或“外化”，很多人把中国文学接受的种种外来影响也称为西化，比如余光中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化主要是“西化”③。又如张世保的《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一书，也将中国现代文化的变化称为“西化”④。由于人们习惯于将汉语受外来影响的结果称为“欧化”，故本文采取“欧化”这种习惯性称谓来涵指“西化”或“外化”。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欧化”包括了思想、价值观念、审美习俗、艺术风格、表现对象及语言形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欧化”最显著的表征却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层面。只要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欧化”的首要内容就是语言文字的“欧化”，确切地讲，是白话文的“欧化”。而关于白话文欧化的具体内容，胡适认为：“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 ⑤按傅斯年的说法，欧化的白话文“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⑥“欧化白话文”也好，“欧化国语”也罢，都规定出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空间。
至于提倡汉语欧化的主要理据，胡适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文学界的一种共识：欧化的语言更细密，更能传达现代人复杂的、曲折的思想感情。或者说，“欧化”与现代人思想感情的变化紧密相关：“文字是思想底痕迹（中间只经过了一层语言的暗译）：有怎样的思想，才产生怎样的文字，才必须用怎样的文字来表现它。我们现在的思想，既比较以前的复杂而精密（至少，总是已不同了）（老实说，多半也是外化的），是否依然能用久未改进距离适切表现的程度很远（太多单词）的旧式符号？”⑦文学内容的改变内在地要求语言媒介的改变，变化了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审美体验肯定有“旧式符号”（文言及普通白话文等）难以表达到位的地方，于是，被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更具先进性的“欧化语言”便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从这一点上来讲，这种历史的选择意味着对汉语文学语言传统的大胆疏离。
二、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推动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汉文学语言的“欧化”进程是由哪些历史因素推动的呢？
毫无疑问，汉民族文化地位的边缘化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根本原因。而关键是，什么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更为直接的历史原因呢？
周策纵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翻译活动是“用新的翻译技巧介绍现代西方文学。……作品被译成一种语法和风格都受原来欧洲语音影响的中文”⑧。欧化译文使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新句式、新修辞、新文法等进入中国文学语言，进而改变了汉语文学语言的传统本色，这就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直接历史原因之一：文学译介活动。
从晚清开始，随着文学翻译活动的开展，借鉴外来语言和文法去表达新思想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的“欧化古文”以及新文学初期的白话诗人们从翻译文学中吸收的外国词汇、句法或文法等，都有欧化的影子。在疏离传统的思维方式推动下，很多人坚信从翻译得来的新字词和新语法由于不同于文言古语，因此既能更好地表达从西方输入的精深思想，又能弥补新文学疏离传统后在语言表达上的诸多空白，进而使从翻译中生成的欧化汉语成为拓展日常白话文表现功能的有效途径。
在一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年代，翻译引进外国文学和文化思想成了中国文化界最基本的“自我解救”的路径。由于翻译文学的语言既不同于外语原作的语言，又不同于译入语国的语言，因此，汉语“欧化”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翻译文学语言的本相。“任何认真从事过翻译的人，都清楚知道翻译时‘译文腔’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把外语（主要是欧洲语）作品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译文腔’便是‘欧化’，也就是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外语的句式和句法，这是因为中西语文在语式句法等各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缘故，译者过于讲究直译，‘欧化’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出现。”⑨同样，在一个对传统文学充满疏离感的激进年代，人们普遍对外来文学青睐有加，于是，欧化的译语成为了一种时尚，迅速影响了新文学的语言操作，“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⑩。
当然，并非所有的翻译活动都指向汉语文学语言的“欧化”，比如清末马君武、苏曼殊等人采用“归化”（古典诗歌语言形态）的译法使所有译诗在语言和文体形式上都蒙上了一层“中国”色彩，但这种翻译未能给白话诗歌的实验提供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因此也就未能成为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方向的宰制性力量。
真正给中国新文学语言的发展注入活力的恰恰是后来被人诟病的“直译”：“五四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直译迅速成为文学翻译的主流。英语文学的汉译者们开始注重对原文语言、文化、文学成分的保留，译文中的欧化成分开始增多，陌生的文化意象也频频出现，甚至出现了死译、硬译等现象，译文中异质性成分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 {11}直译的风格首先直接导致了汉语译文的“欧化”，而作为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中介，这种“欧化”的汉语译文又成了当时的文学青年乐于模仿的语言形态，并以此作为自己进行新文学书写的语言模本，这样的文学环境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营造了“欧化”的温床。所以，直译式的译文风格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最直接的技术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