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美学本质
［摘要］本文将史诗的表现特征作为审美的对象加以认识，指出史诗将史学性与文学性融合为一体，站在历史的环境及原点上，透视人性的复杂状态，揭示由于人性矛盾客观的存在而导致历史战争的社会现实。认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史诗的表现特征上、叙事结构上以及全面地对人性加以诠释方面，具有独特审美表现的魅力。
［关键词］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美学本质
一、《摩诃婆罗多》的史实性和寓言性
《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十八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关于《摩诃婆罗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对印度历史上婆罗多族同族手足间的骨肉相残的战争，而是要透析它的整个叙事过程，透析它的叙事表现、人物塑造和语言表达，认识其作为文学寓言性和象征性存在的特殊意义，从而发掘其内在的美学精神和美学态度，据此而反观人性的存在和人性的表现特征，反观人性对物质世界的矛盾认识和矛盾反映，进一步认识人类在矛盾困境当中对于真善美绝对精神之存在的哲学追求。
徐梵澄认为：“世间宗教，莫不自有其独立之宝典，而印度教之宝典，乃自一史诗分出，稍异；此史事非他，又至亲骨肉同室操戈以相剪屠之流血史事，故说者往往视若庄列之寓言。”［1］据此说法，我们可以意识到《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关于人性本质的寓意价值。与此同时，恰恰是出自于史诗的特殊文学形式，其文学性的表现要求和审美要求，就使得史诗的内容与结构较之现实性战争本身，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一部“至亲骨肉同室操戈以相剪屠之流血史事”，令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更为鲜明地展示出来，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质：人的矛盾状态或矛盾化的人，这种矛盾的客观状态，在社会动荡、利益纷争突显的时候，会有十分尖锐的表现，而其尖锐性甚至可以达到于至亲骨肉不顾、手足同胞相残的程度。
如同荷马史实一样，这部史诗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是文学性的。一方面，要表现特定历史状况下的战争现实，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作者寄予战争背景和形象塑造的深刻寓意。文学的最初意义是要叙述历史，它的最基本和最深刻的精神都是历史精神，通过文学形象，历史的面貌可以还原、重生在我们的脑海中，经过想象力的创造，得以展示其存在的状态和意义。从这个认识态度上讲，史诗是一部文学大诗，也是一部历史精神的大诗。史诗的基本叙述结构和矛盾原点是战争性的，这是依据历史的特征而提炼出的文学性叙述特征。
从历史上看，凝练和揭示历史的出发点是战争，战争是生产力发展的状态和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果。在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下，物质财富的总和要与人们生存需要产生矛盾，形成不相对应的关系。人们往往凭借不同条件——体力、智力、优势环境力等等，占据不同份额的财富，并以此划分出人的高低贵贱。在历史概念中，人的条件更多的是表现为人群圈子的条件，即是部族之间的高下不等的条件，哪个部族占有财富的条件充分，它就愈加拥有文化主动权力。这个文化主动权力包括：发布政治主张、思想主张，决定生产形式，确定人与环境的关系，制定财富目标和享受的程度等等。这样的文化主动权，在历史特定的生产力状况下，会显得十分超前，表现到极端，往往就是霸权文化主动权力的表现。
从哲学的角度上看，人对财富的要求与人根本性的财富观是一对矛盾。作为宇宙中的人类，人性的本质要开掘与发展，其财富观与面对客观世界的物质观应当形为一致，即依据客观条件，决定人的物质生活范围与权限，用伦理性的社会标准和方式限制人的权力意志和思想行为。然而，附载在人性本质上面的欲望观念，往往要阻止人性本质精神的开掘与发展，要去违背客观物质条件，开放物质生活范围与权限，夸大人对物质的拥有性和享用性。其结果，导致在哲学意义层面上的人性矛盾面的深刻对立与冲突。
史诗就是要将历史性的内容与哲学性的内容凝聚在一起，以一个高度典型化的形象呈现出来。这个史诗典型化形式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个是战争性的叙事情节因素，另一个则是战争重创下的人性觉醒与重识因素。这个因素构成史诗壮阔的画面、丰富而复杂的情节内容和悲剧的美学感伤。《摩诃婆罗多·序言》道：“这部史诗的基调是颂扬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在史诗中，坚战公正、谦恭、仁慈，而难敌则相反，贪婪、傲慢、残忍。他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连俱卢族内的一些长辈也同情和袒护般度族。在列国纷争时代，广大臣民如果对交战双方有所选择的话，自然希望由比较贤明的君主而不希望由暴虐的君主统一天下。《摩诃婆罗多》正是这种希望的形象化表达。”［2］出于人性的正直和善良，人们对于动荡社会利益冲突下发生的战争现实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主张，这是一个真善美的人性状态，存在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形式尤其是文学审美的形式不断被认识、肯定和揭示出来。
《摩诃婆罗多》创作的存在，证实了人类对于人性精神内质的总的认识和对于文学语言寓意形式的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摩诃婆罗多》作为一部史诗，其寓言性的精神象征意义要远远高于史实性的现实意义，它在反映社会状况和战争形态的同时，更深刻地反映出人类对于真善美绝对真理存在的态度。
二、《摩诃婆罗多》的叙事结构与叙事力量
如果抽象地看，历史实质上是人性的冲突。对于《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来说，其叙事的力量突出显示在人物行为的双重性上面：人物要追求一个正义的结果，却要用诡计的方式达成那个结果。于是，透过人物的行为选择，便可以追寻到人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追寻到人性当中许许多多的弱点——包括软弱、犹豫、懒惰、自傲等等。当我们追寻到种种弱点的蛛丝马迹的时候，同时看到的是人性中绝对精神存在的孤立性，看到它孤寂的远离人类生存之地的惨淡之光，而人性的弱点，却在喧嚣的人世环境中得到存在的默许。
这样的历史客观性和人性客观性，在《摩诃婆罗多》中通过“正义与诡计”、“武士与残暴”相反相成的矛盾化叙事方式鲜明地揭示出来。《摩诃婆罗多·序言》道：“史诗作者立场高远，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并没有将代表正义一方的般度族理想化。在史诗描写的十八天大战中，每逢关键时刻，般度族都是采用诡计取胜的，正义的光彩渐渐减却。而难敌遵守武士战斗规则，在战死时，天神们为他撒下鲜花。史诗作者显然面对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困境。坚战为了谋求般度族的和平生存，做出最大限度让步，也未能阻止战争。而难敌遵循刹帝利武士征服世界、追求财富的使命，也始终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人世间的利害冲突无法避免。冲突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人类自身遭受毁灭性打击。……史诗作者最后安排般度族兄弟和俱卢族兄弟在天国相遇。现在，大家都已成为天神，摆脱了人类的卑微生活和自私心理，泯灭了忿怒和仇恨之情，个个仪态安详，享受着真正的和平和安宁。”［3］是追求正义的思想和行动，还是通过血腥的杀戮获取王位？史诗的叙事没有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清晰剥离，而是让战争在血腥味中洋溢着一股激情，在自私的争权夺利中回荡着一种高尚灵魂的声音。显然，在作者看来，对于人性的认识，不能脱离客观现实，如果战争是人类生存环境中所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那么，客观化的人性也必然要在人类生存的环境——战争的环境中奋斗、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