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考察论文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盛况成为了一个“神话”。文学理论因此发生了转型的诉求。关于它的合法性重建，因此成为了一个问题。此一境况之下，各种建设性的方案被提了出来，“理论的批评化”就是其中的方案之一。
就现有文献看，较早提出此一说法的当是王一川、孔耕蒸等人。1993年，王一川在《文艺争鸣》所设“九十年代文艺理论新趋势笔谈”的栏目中，发表了《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提出了“理论的批评化”一说，认为“理论的批评化，既是对文艺理论的现状及前景的一种描述，也是对实践中的一种理论取向的说明”。此后，王一川还发表了相关文献多篇，如《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走向修辞论诗学——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形态》、《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理论的批评化—在走向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等等。
在距王一川发表《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不到一年的时问里，孔耕蒸发表了《论理论的批评化》、《论理论的批评化—对文学研究中唯逻辑规范主义的批判》、《论批评的理论化—对文学研究中纯经验描述主义的批判》等文，也表达了“理论的批评化”的主张。此后，对理论的批评化的回应和运用，散见于各个文本之中，延续有年。
这里，我们仅以直接提出了“理论的批评化”主张的几种文献为例，来考察“理论的批评化”是怎样提出的，又为什么要提出等问题。
其一，它以回溯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现状的方式来讲述和展开其观点。《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认为20世纪以降，“理论不再享有中心的权威，批评不再甘居边缘”，理论与批评的关系渐渐平等了起来，从而昭示了理论的批评化的现状与前景。
而《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也是依据其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宏观考察而展开论述的，认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不足之处即是它未曾处理好理论与批评的关系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注意。其中艾布拉姆斯就有关于此的较好解决方法。在解读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一段相关论述后，该文阐发了几点艾布拉姆斯的批评理论观，诸如任何批评理论，都应该回应现实，都要能够与审美事实互证互释，衡量一种批评理论是否好，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阐释力;任何批评理论的阐释力都是有限度的、是有历史语境局限的等等。在该文看来，艾布拉姆斯给出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理论的批评化”，这也正是该文所认同的最佳方案。
如果说，《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是通过描述20世纪以降的西方文论趋势来讲述“理论的批评化”的，那么《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则是通过讲述艾布拉姆斯个人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批评化”一说的理论基础。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是借讲西方理论的方式来谈中国问题的。相比较而言，《文艺理论的批评化》看重的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的批评化趋势，而《论理论的批评化》则认为整个的西方文论即使到20世纪，都没有解决好“理论的批评化”问题。今天看来，《论理论的批评化》的理论主张虽然与《文艺理论的批评化》相仿，但其关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论的判断的确不够准确，对更具理论色彩和社会文化意味的“批评理论”的认识不够历史理性，而偏向于伸张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然而，这并不妨碍其讲述“理论的批评化”的有效性。
其二，理论的批评化的提出，具有反思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旨趣。《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表达了不满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与批评的不平等关系的意见，反思了理论过于体系化，理论凌空蹈虚等等问题。《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借鉴西方理论所产生的局限性进行了自觉反思。在肯定20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理论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主要对其局限性进行了列陈，诸如西方文论未能与中国已有文论融合，也没有成功地接合现实的批评实践，停留于简单的理论介绍。该文接着认为“理论的批评化”有可能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让西方理论“中国化”，甚至因此生产出“中国文论”来。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文论发展应该解决单纯的“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个现实问题，“理论的批评化”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可能。《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是这样论证的。首先，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往往离不开具体文本。理论与批评的关系往往是理论融化在批评中，而批评中又往往能见出理论。为此之故，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典文艺学正具有‘批评理论’的特征”。妨这种特征之有，使得其阐释力获得了一定的保证。其次，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能与20世纪的西方文论构成对话关系，这也就说明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品格。最后，鉴于此，提倡“理论的批评化”一方面有了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理论的批评化”又延续了中国古代的文脉并创新了中国文论传统。多少年来为学界所焦虑的知识合法性问题恐怕因此就给解决了。肠如此说来，在当代提倡“理论的批评化”的意义不可谓不大，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现代性”意味的文艺理论。
在《论理论的批评化—对文学研究中唯逻辑规范主义的批判》一文中，作者坦承其提出理论的批评化的缘由之一，就是要对20世纪8n年代后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进行回顾与反思，并进而解决其所存在的理论与批评脱节的问题。虽然事实上，它并没有做到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相对具体的分析，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可贵的意向行为。
其三，在提出“理论的批评化”的同时，“批评的理论化”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论理论的批评化》、《走向修辞论诗学—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形态》等文尤为自觉。它并没有在理论与批评之问非此即彼。多年以后，还有认同此一说法者，强调指出:“所谓‘理论的批评化’并不是说理论本身已不重要，或理论已被批评实践所取代，而是意在言明……理论不再处于关注的中心，它不再有君临天下的赫赫威势，甚至它自以为荣的追求体系化、整体性的言说方式也被灵活多样的、结构松散的论文体言说方式所取代。”鲤
然而，“理论的批评化”其旨归还是在讲述文学理论的建设问题，表达了一种关于文学理论的想象性认同，认为“从对普遍有效的理论概括力的自信与追求，转向对具体文本的批评”正是当今文学理论的一大特征。为此，当人们质疑此一说法的时候，也往往在文学基础理论的基点上展开，并有意忽视其“批评的理论化”这一与文学批评有较为紧密关联的方面。
综观之，“理论的批评化”，其内涵并不复杂。简而言之，“一是强调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结合，二是期望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要重视批评实践”。然而，这种看似内涵简单的理论说法，却极有学术的生命力，引来了后续反应并延续至今。有论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认为文学理论近年来“开始走出元理论束缚的困局，开始向着批评转化”，这显然是在回应“理论的批评化”一说。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回应恐怕并不自觉。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得承认“理论的批评化”已然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个说法要其原因何在呢?
考察其发生就可以看出，“理论的批评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文论建设中的一个方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承担了反思20世纪80年代文论的功能，契合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内在诉求，也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这一点，也是“理论的批评化”提出者的自觉追求:“在告别80年代而进入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里统称为诗学，曾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困窘>;理论的批评化是这个转型发展中的一个具有较大可能性的选择。其中原因不妨再强调一下，可陈列者大致有:其一，它针对20世纪80年代文论，并对20世纪80年代文论有克服与超越的功能。其二，它契合了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语境。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浮出水面可谓是新变化，它需要被理论关注，而理论的批评化正有此意。其三，它与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批评理论、文化研究有某种相通性。此外，理论的批评化，它还抓住了理论与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联性等一些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理论问题，因此，即使在不加论证的情况下，它都能成为一个有效的选择。这也是其具有较长理论生命力，以及争议较小的一个原因。就实际的学术发展看，它引发的争议也的`确较小。
理论的批评化是以数量不多的几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个理论说法，但却能够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话题，并引发一些相关讨论，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此一问题的思考，目前尚没有非常具体地结合20世纪90年代的语境予以展开详尽深入论证的文献。鉴于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共识失效了，任何“主义话语”都难以为继，没有一种理论话语具有统一和整合的力量，理论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分化和差异。勿有学者指出:“90年代以来，理论界的分化已成了必然，路子多样化了，各说各的，杂语喧哗嘛，这很正常，谁也不能说自己就是正宗而别人是异端。”公与这种精神气候一致，学人们也失去了建构理论体系的兴趣，再也不相信有一套体系化的、能阐释任何现象、自封绝对真理的理论话语。表现在理论话语的具体讲述上，诸如著述的结构和叙述的文体等，都以反体系的论文性文体为特征。此一语境下，提出“理论的批评化”就显得合乎时宜。不妨说，它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也表达了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一种转型诉求。
更为关键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带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人们不再自目地相信某一种元叙事。“相信的政治”“卡里斯玛型政治”转换成了切实的“承认的政治”。而要获取承认，就需要承认者的自主参与和对话交往，这也就需要理论自身有可见的实践能力。在此语境下，“理论的批评化”主张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学术话语的有效性之上，认为只有一种话语具有阐释力的时候，才会有“承认的政治”得以发生。换言之，这种理论话语才会得到他者的承认，成为一种有合法权力的话语。这无疑是“理论的批评化”要让理论走向实践，让理论参与对话，继而有可能完成合法性重建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年以后，“理论的批评化”的这一主张还得以了回应:“每一种理论的生成活动都是从具体文学研究中提出问题而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要在建构原创性理论方面真正有所建树，必须从具体文学研究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切入。”从转型所带来的知识合法性重建诉求看，这种主张理论走向功利的行为，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局限，而应该同情式的理解。对此，不妨提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其导致的文学理论转型诉求，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不无关系大众文化的兴起同时也表明了一个大众社会/时代的产生。这样的时代，任何的合法性重建都需要有参与、选择的维度，文学理论也一样。在此境况下，高高在上的姿态是难以有合法性的。任何合法性的重建都难免要考虑大众时代的诉求。“理论的批评化”所表现出来的较低姿态可谓与其大众趣味有关，与文学理论的去精英化有关。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文学理论走向批评化的最大好处也许就在于，把文学研究从‘形而上’的半空中拉回到了地上人问，直接面对当今社会的各种文学现象发言，改变了过去高高在上和一本正经的学究研究姿态，或者紧跟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角色，贴近了文学现实，介入了社会文化生活，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精神。”换言之，大众文化时代的理论当以具体和差异的批评为主，通过这种批评来满足大众的不同诉求。相反，它不可能局限在一种抽象和“同一”的理论之中。同时，它应该成为一种大众参与可能性较大的批评理论，而不适合于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远离大众的理论批评。从这个方面看，“理论的批评化”表征了大众文化时代的理论旨趣。
另外，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使得西化的意识形态，也难以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观念基础。此时的人们不再简单地将某一西方的理论当成真理而予以使用，人们往往会以其实践的能力和合乎语境的有效性与否作为取舍它的标准。而“理论的批评化”恰也是将那种没有批评实践能力的理论视为空洞、玄虚乃至僵化，而不论这种理论的中西古今身份。“理论的批评化”的旨趣因此是契合这一历史语境。
在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重建的语境下，本质主义往往被视为需要放弃的。理由也不复杂，因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难免会使得某一观念的合法性未曾公开讨论就建立起来了，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往往会因其有效性危机而沦为一种“解合法性”。“理论的批评化”所具有的反体系、去真理、注重有效性等观念无疑表达了它的反本质主义诉求。这一点，“理论的批评化”者是有自觉意识的。多年以后的一篇相关文章中王一川先生坦言，他提出的“理论的批评化”，与放弃理论至上和本质主义等信念有关。此外，也有论者指出过:“这种‘批评化’，更多地源于20世纪后半叶以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等思潮引导下的对理论体系的不信任感。”签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理论的批评化”所具有的“反本质主义”旨趣呢?
有学人在反思文学理论学科时，认为本质主义依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局限性所在。它甚至成为了“我们的文艺学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依然显得十分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这种得到了较大认同的说法可以相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本质主义并没有因为“理论的批评化”的存在而走向终结。由此，指责“理论的批评化”过于反本质主义的说法，就是逃逸语境的凌空蹈虚之论。不妨说，表征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的批评化”即使到今天，恐怕也是一种有效的话语，因为它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带来了新意，并推动了文学理论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即使到今天恐怕都还是进行时。
回到20世纪90年代以至于今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大众文化不得不被提及。大众文化成为了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直接对象和文化语境。文学理论要建立与现实的真实关联，不可能离开此一对象和语境。甚至可以认为，不具体研究大众文化，文学理论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就不可能解决。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也正是要面对大众文化才生发了理论转型的内在诉求。岔“理论的批评化”正是这种转型氛围中的一种话语建构。
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变得模糊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已然大众文化了，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广告、媒体信息都具有文学性，并且肆虐般的蔓延了开来，承担起了大众时代的表意实践的功能。由此，大众文化也就不无道理地与文学理论发生了关联，成为了一个与故有文学相当的有同样分析意义的“文本”。由于研究对象的变迁，文学理论产生了转型的诉求。而“理论的批评化”可谓应答了这种诉求。虽然转向何处去，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敞开理论的视域范围，对现实存在的文学状况进行批评和阐释，却是一个前提性诉求由此看，“理论的批评化”所强调的关注现实实践和直面批评，的确具有主动选择和走进研究对象的效果。简而言之，它告诉了人们，文学理论应该怎样发展。它是一种基础理论，表达了一种好文学理论的期待。它所期待的文学理论，绝非故有的文学理论形态。不妨说那种能够阐释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乃至文学性实践的批评理论，是其认同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之一。在1993年发表的《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就有了对批评理论的认同感，认为文艺理论的批评化的提出，是契合于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批评理论发展现实的。而在2005年发表的《理论的批评化—在走向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一文，除去了“文艺”二字之后，就有了对批评理论的更为切身的感受。该文甚至认为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以及批评理论，是中国文学理论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田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理论的批评化”一经提出，表达的即是批评理论的诉求。这一点，有论者予以了敏锐的指认，认为《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写作时，作者“完全没有必要说理论的批评化，他尽可以说自己对‘体系性理论’已不感兴趣，而希望在‘批评理论’上作一些探索”。可以说，“理论的批评化”的批评理论诉求，具有较大的合法性，因为只有如此大众文化了，文学以及文学性才能得到有效的阐释和较好的理解，只有如此才能接合文学理论与当下日常生活的关联，满足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关于文学理论的期待。
从另一个角度看，“理论的批评化”也可谓是对学术体制化的一种反叛。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学术的主导话语是学科体制的建设，是学人身份的专家化，那么“理论的批评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突破这种学院体制。它主张同到社会文化事件的发生现场，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让文学理论参与到公共领域之中，既而发挥文学的公共效用，让文学理论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成为一种具有参与力的文学批评理论。所谓文学批评理论，是说它借助于对文学言说的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这个更大的文本进行批评反思和文化建构的功能，并以此形成一套批评理论话语。换言之，文学批评理论希望其话语既可为文学所共享，又能对社会历史文化发生效用。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批评理论它并非就因此远离了文学理论研究。相反，如果处理得好，它有可能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并逐渐完成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知识的转型。晚近仍有不少学人坚持批评理论的本土意义，认为“批评理论对中国还没有失去意义，它仍将流行，并显示生命的活力。因为它仍然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解释”。的确，能够与现实日常生活形成互证互释的理论，能够批判性地介入现实文化/文学生活的批评对我们来说的确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学人因此指出，理论不是过剩了，而是好的理论太少了。而且，现有理论也没有很好地在社会现实文化/文学实践活动中得到运用，更没有因此起到推动社会进步与人性完善的功能。“理论的批评化”所同应的大众文化语境及其所期待的批评理论，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理论所具有的勾连日常文化/文学生活和指涉社会文化语境的功能诉求。这恐怕也是“理论的批评化”这一说法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原因。我们应该切实地去实践“理论的批评化”，努力“针对中国的文学实践得到自己的结论”，甚至以此生产出一种具有公共意义的批评理论观念乃至具体的批评模式，这不仅可以缓解文学理论的危机，对于提升人们的日常文化/文学生活质量以及文学理论的当代转型也不无实际意义。
总之，无论是就知识合法性重建而言，还是对具体的文学理论转型来说，理论的批评化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紧要的关联。在一个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时代，理论的批评化因其较为敏锐的语境意识和切实的建构行为，铸就了一条具有学术价值的探寻之道。这也正是我们在转型视域中讲述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之时需要提及它的一个原因。同时，在当前文学理论危机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在文学理论转型尚未完成之际，在社会文化语境并未有大的断裂的时空里，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推进“理论的批评化”。“理论的批评化”所具有的理论特质、话语功能乃至其学术前景都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问里我们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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