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小说所用字和词进行定量统计
鲁迅层给予《红楼梦》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他的高度评价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红学”的发展，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鲁迅对《红楼梦》学术研究贡献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一、鲁迅《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贡献
毋庸讳言,发端于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是在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的,其中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进、西方学者惯用之思维方式的借用以及一些新术语的引进介绍,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基础。从文学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和发展的角度看,鲁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也明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针对中国古代文学缺少真正悲剧所提出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就《红楼梦》研究而言,鲁迅提出的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概念如“人情小说”、“悲凉风格”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其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后来者继续深化对《红楼梦》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术方法的演进,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鲁迅在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优秀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始终具有清醒、自觉的史家眼光和文学史意识,将其纳入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并在总结概括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审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基于此,鲁迅给予《红楼梦》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鲁迅的高度评价,奠定了《红楼梦》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心目中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红学”的发展。特别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就一方面将高鹗之续书与前八十回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给予续作较高评价;另一方面辩证地看待问题,看出了其他续作硬写一个拙劣的大团圆结局的致命缺点。鲁迅在比较原着和各种续作后指出:“《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
……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①其次,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中,并不局限于对作者作品的分析,而是站在审视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高度,将作者生活的时代和作品产生的有关历史文化背景纳入其小说史研究框架中,给《红楼梦》一个准确的定位,使其研究做到以点带面,从局部走向整体,具有深广博大的特色。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红楼梦》是在第二十四篇,但早在第十九篇鲁迅就在“人情小说”的名目下论述《金瓶梅》,因为他看到了此书对《红楼梦》的深刻影响。而在第二十六和二十七篇,在论述清代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时,仍注意到它们所受《红楼梦》的影响,这就给读者以十分清晰的发展演变线索,是真正具有文学史眼光的分析论述。
再次,鲁迅在《红楼梦》及其他古典小说研究中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框架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和框架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红楼梦》研究为例,鲁迅在整整一章的篇幅中,既有对作者生平和作品产生之时代背景的论述,又有对作品流传情况和版本的分析研究,由此可见鲁迅深知“知人论世”之法。他的论述既有对作品主人公形象的分析,也有对整部作品故事情节的概括,更有对作品艺术特色的论断等。其中鲁迅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精到分析及独特判断如“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及“爱博而心劳”等语,早已成为不易之论。再如他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仅露‘悲音’,殊难必其究竟”②以及对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③的比较性分析评价,都显示出极高的艺术鉴赏品味和对作品思想意义的深刻理解。
最后,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所提出和使用的一系列名词术语,均具有学术独创性和示范性,尽管有些概念的内涵外延在今天看来不够周密、严谨,但在那个时代代表了此类研究的最高水平。例如他提出“人情小说”概念,并称《金瓶梅》、《红楼梦》等为“人情小说”之代表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类型划分范例。“人情小说”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作为和“神魔小说”、“讽刺小说”等平行的概念提出的:“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④所谓“银字儿”,是指宋代说话人所讲述的小说故事,因讲述这些小说时以银字管吹奏相和,故有此称。鲁迅在论述明代之人情小说时把《金瓶梅》列为代表作,在论述清代之人情小说时则视《红楼梦》为代表作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①由此既可看出鲁迅对这两部杰作之内在联系的认定,也可看出鲁迅对“人情”或“世情”之内涵的认定。不过,对于“人情”与“世情”两个说法是否完全可以互换,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
在笔者看来,鲁迅提出这些概念重在题材差异,意在区分小说类别,并不看重同一类别中作品的艺术水准是否一致。如在人情小说中既有《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也有《玉娇梨》、《平山冷燕》这样的平庸之作,而在神魔小说名下也不乏《西游记》这样的杰作。认真考辨鲁迅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似乎“世情”小说侧重于展示社会风貌和针砭时弊,而“人情”小说则更侧重于刻画人物情感世界,重在对人性的揭示。如《金瓶梅》和《红楼梦》都被鲁迅视为人情小说的代表作,但鲁迅对前者的评价是:“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②而在谈到《红楼梦》时,他的重点始终在于阐释他对宝黛悲剧的理解、对贾宝玉内心悲凉情怀的剖析以及对曹雪芹感时伤怀之“自叙”性创作的肯定:“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③这“在先”的人情小说,显然包括《金瓶梅》。对此,陈平原在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有专门章节论述鲁迅如此分类的学术意义及对后世影响,如“后世的小说史家几乎无不借重鲁迅的小说类型设计;……正是在与前代和后世的小说史家的对话中,鲁迅的小说类型理论确立了其独立地位。”④鲁迅把《红楼梦》视为“人情小说”代表作的意义,还在于这是对中国古代小说一贯将其中荒诞不经、鬼神狐妖的内容视为当然的一个“反动”。《红楼梦》正是在借描写日常生活传达人生哲理方面达到极高造诣,才为鲁迅看重:“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⑤鲁迅在这里最为强调的,应是曹雪芹如何能够将普通平庸繁琐的日常生活素材,改造加工为焕发出浓郁诗意的文学巨著。鲁迅晚年在一次大病初愈后曾写过一篇《“这也是生活”……》,其中有一段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会对《红楼梦》所写的普通生活有那样深刻的理解:“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⑥的确,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表现,不仅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红楼梦》的创新性研究,还在于他在冠以“清之人情小说”的标题下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分析《红楼梦》,从作品版本到作者生平,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这种论述形式对后来的文学史撰写影响极大,以致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专着,都把《红楼梦》作为专章论述。当然,有些文学史在论述《红楼梦》时没有冠以“人情小说”的名目,但都给了《红楼梦》整章的篇幅。
在谈到《红楼梦》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时,鲁迅特别注意从小说类型演变角度以及社会生活角度进行分析,如分析《儿女英雄传》及其作者所受《红楼梦》影响时,鲁迅把目光放在《红楼梦》所表现“人情”之影响演变方面:“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文康晚年块处一室,笔墨仅存,因着此书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亲历,‘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并序语)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①这里鲁迅从作者身世及思想境界角度评判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深得社会历史批评真髓,当是此类批评的范例。
关于《红楼梦》的主旨,在蔡元培的“索隐说”和胡适的“自传说”之间,鲁迅原先颇倾向胡适的自传说,后来有所改变而更加强调文学创作的虚构性。而作为胡适、鲁迅共同之好友的俞平伯,原先赞同胡适的观点,后来有所变化,转而接近鲁迅的看法。
如俞平伯在1940年已经认为:“《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②其实,无论是鲁迅还是俞平伯,他们对胡适的批评不仅在于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涉及对胡适在所谓“科学方法”指引下去“整理国故”的看法,认为这样做有局限性。为了进一步体会鲁迅观点的深刻,再看另一位“红学”名家吴宓的观点。在其《〈红楼梦〉新谈》中,吴宓运用西方近代小说理论,对《红楼梦》有这样的概括性评价:
“《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英文小说中,惟W.M.Thackeray之《TheNew-comes》最为近之。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③吴宓同意美国学者的意见,认为结构谨严是仅次于作品主旨的衡量小说是否杰作的必要条件,而《红楼梦》恰恰符合此点。相比之下鲁迅似乎没有对《红楼梦》的结构给予格外关注,更多地赞美其语言特色。吴宓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小说理论为价值尺度,其对《红楼梦》的分析不乏精彩之处,也开创了运用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先河。但整体而言,他的研究有生套西方理论之嫌,有些分析也显得牵强。
此外,笔者以为还应该格外关注鲁迅在论述宝玉形象时所提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一论断之价值,及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风格研究的影响。悲凉作为美学范畴有两层涵义,一指作品风格,一指作者心态。
至于悲凉作为文学人物或作者之心态,导致其产生的因素则比较复杂。第一,由于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黑暗势力面前无能为力而产生悲凉感。第二,由于对自己一向认为神圣、视为生命的事业(如学术)感到失望从而导致人生理想破灭而走向悲凉。第三,对自己置身其中又深深迷恋的文化传统感到失望而又无力拯救的悲凉。第四,对宇宙永生、人生短暂而又无力改变这种结局所产生的悲凉。第五,由上述各点导致对自身存在、人类存在的价值感到怀疑、痛苦但又无法解脱而产生的悲凉。从主体角度看,只有真正具有孤独感的人才会感到悲凉,悲凉与孤独往往是同时出现于心灵之中。因此,无论个人多么痛苦绝望,但只要他还能创作,他就不会走向颓废或死亡,鲁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宝玉的悲凉,也正是曹雪芹的悲凉,诚如其所言:“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①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表现人生之死亡的大书,当为确切之辞。笔者以为,如此看待鲁迅针对宝玉所使用的“悲凉”一词,才比较接近鲁迅的用意。
鲁迅这近于盖棺论定的说法极大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且不说有多少研究者使用“悲凉”概念分析人物心态、界定作品风格,也不说有多少研究者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冠以“悲凉”特色,单单“悲凉”一词对于20世纪中国文人思想情感的影响,就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诚然,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文化日趋衰败的状况,为文人提供了创作悲凉之作的生活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从根本上切断文人进入统治集团的合法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悲凉”传统,也会对那些虽已接触、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但情感上依然对传统文化高度认同的中国现代文人产生深刻影响。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立的双方,虽然文学观念截然对立,但其作品的风格却都趋于深沉悲凉。更有甚者,是那些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五四”之后经历的迷茫和失落,更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无可掩饰的悲凉与荒寒。
因此,可以说鲁迅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强化了这一传统对20世纪中国文人的深刻影响。加上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就使得“悲凉”这一概念不仅具有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更具有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意义。
以下我们再简单评述王国维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以进一步对比映照鲁迅相关观点的学术思想史价值。王国维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借用叔本华哲学于1904年所写的《〈红楼梦〉评论》,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篇论文,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纵观王国维此文,其最大学术价值在于运用叔本华哲学,断定《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一部悲剧中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与鲁迅一样,认为宝玉是体现《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唯一人物:“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读者观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实,其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明了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②他的说法与鲁迅论宝玉的“悲凉之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整体而言,王国维论《红楼梦》更多是从哲学角度,而鲁迅则更侧重于从文学史角度进行评价,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