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章疏证
内容提要：本文据周秦汉典籍的大量语例和《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章的义理分析，认为“加”通“假”，给予也；五十，系指五年或十年，即很长一段时间；“易”不读“亦”，所指即大《易》。此章意思是：如果天假我年，或五年，或十年，沉潜于大《易》之中，那么我庶几可以无大过矣。本章体现着对《易》的理解，也反映出孔子日新参省的精神。
关键词：加 五十 易 参省
对于《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章的解读，历来仁智互见，但因本章涉及孔子的身世、孔子的知行思想、孔子与《易》的关系等问题，故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求得比较接近原意的理解。
解读本章，主要有三个障碍，曰加，曰五十，曰易。现逐一予以疏通。
先说“加”。郑玄、何晏、皇侃、邢?等早期注本均作如字解，如皇侃《义疏》云：“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也’。”但比上述注解更早的信息却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将《孔子世家》与《论语》对照，可以看出，《孔子世家》是根据《论语》和作者采获的有关孔子的口碑缀合而成的，《世家》中的大多数语段都可以在《论语》一书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字，“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正是太史公上述文字的底本，“假我数年”也即“加我数年”，“假”通“加”。“假”“加”相通，在当时及此前的文献中是比较普遍的，如《诗经·大雅·假乐》“假乐君子”，《礼记·中庸》和《孟子·离娄上》赵注引诗均作“嘉乐君子”，“假”通“嘉”，“嘉”因“加”得声；《淮南子·主术》“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假”通“驾”，“驾”亦因“加”得声；《春秋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璧加鲁易许田”，这是“假”“加”直接相通的例子，而且与上引《世家》对读，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假”“加”互通。另一个早期信息是与郑玄同时的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中有“假我数年”一语，可以认为是作者引用《论语》此条。可见，作“假”更近古。此“假”作何解？假，给予也。如《汉书·儒林·辕固传》“乃假固利兵”颜注，《汉书·循吏·龚遂传》“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颜注等皆作此解。
再从义理上看，如果“加”作如字解，那么从哪里加起？郑注云“孔子时年四十五六”，朱熹云“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但因上下文没有任何相关信息，终流于悬想虚设。而且《易》乃“正性命”之书，既然谈《易》，又云增我年寿，是亦未免不知命矣。
所以结论是“加”是借字，“假”是本字，“假”者给予也，“加我数年”，犹后世云“天假我年”、“假以时日”。
次说“五十”。关于这个词，古今注本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系指五十岁，根据大致如次：
主要证据是孔子自己说过“五十而知天命”。
次要证据是上引《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一语。
另外还有一个预设，即孔子讲此话时“年四十五六”。
现在就来看看这两个证据、一个预设的合理性程度。孔子何时说“吾……五十而知天命”？曰七十岁以后。能用七十岁以后的悟道之言来反证孔子在四十五六岁还不知命时预知五十岁就能知“道”吗？当然不行！四十五六时尚未知命，他又凭什么对五十（前人都理解为五十岁这一年而非五十至六十这一年龄段）而知命充满信心？何晏《集解》云：“《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显然，四十五六时尚不知命，既不知命，又未学《易》，又何从预知《易》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呢？反过来，如果孔子已经知道《易》之大用，他为什么要等到数年之后对自己的大过已经不厌其烦时才去学《易》呢？是孔子在为自己的疏懒寻找遁词吗？这与孔子以不知为耻、“学如不及，犹恐失之”①的精神相距未免太遥远了。更何况本章中孔子关心的是如何消弥大过的问题，非关命也。再说如果仅从孔子暮年“五十而知天命”一语去逆推“五十以学《易》”一语的言说时间在四十五六岁时，那么将这句话的语境放到不惑以前、耳顺以前或者“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七十岁以前，因为大《易》的博大精深，也一样丝毫不减其合理性。这里的纰漏实在太多了！
关于“晚而喜《易》”，“晚”是五十岁或五十岁之后一段吗？尽管前人对诸如“中寿”②之类的说法有歧见，但未见有人将五十称作“晚”的，因而即使将太史公这一条作为附加的旁证也是不值一驳的。至于所谓“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之说，尽管长期以来被当成不需论证的假定，事实上，笔者以同情了解的态度检索《论语》全书，其中未发现有任何信息为这个假定的成立提供有效的证明。
根据上文对“加”字本字的发掘，对“五十”非五十岁的论证，再将《史记·孔子世家》与《论语》本章对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十”是对“数年”的落实，数年是几年呢？笔者以为当是或五年或十年。回到前面司马迁的一段话：“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其中的“若是”所指为何？即“韦编三绝”的工夫，而这种工夫自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达成,非有五年十年时间不可。孔子深感易理深矣广矣，越研习越觉得博大精深,但在这里他并不是象后来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去穷究其中的天道性命之理，“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之学《易》仍是为己而非为人，因时时为自己的大过（自律甚严者之语）所困扰，故而将穷神知化、中正和谐、不瘟不火等高深易理落实到"可以无大过矣"这样实实在在的愿望上。这种思想和精神与《易》的内容特征和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作风、日新参省的精神是深相契合的。
从语源学上看，先秦古籍中名量词省略（或部分省略）且两个数词连用的情况非常普遍，如：
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尚书·无逸》）
彗彼小星，三五在东。（《诗经·召南·小星》）
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左传·襄公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