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管怀伦教授在构造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时，使用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即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一个而过程。“而‘过程’说的真正发明人是司马光”，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创的，管教授在方法上是“炒司马光的冷饭”。（1）对笔者的这一说法，管教授无论在致我的公开信中，还是私下谈话里，都坚决予以否认，他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因此谈不上我炒他的冷饭。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同时我在他的冷饭里又加了更多的热材料。”（2）对管教授这样表态，笔者不能不考虑是否有冤枉他人之嫌，因此有必要再写一文予以澄清。;
一、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认为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对此，管教授在致我公开信中，既未明确承认，也未否认，我视其为默认。
为了证实笔者此言非虚，请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一文，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做（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3）
可见，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认，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无疑。;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不出自班固;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最早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汉初期，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无载，西汉时期的'所有学者的著作文章对此都无载，东汉初期的学者包括班固的父亲班彪的著作亦无载，而且班彪是最早筹划撰《汉书》的人，班固撰《汉书》是子承父业，完成其父的遗志。
班固在《汉书》中，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历史和思想史事件来记述的：
他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与（欤）！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对策的具体情况，说：“武帝即位，举贤良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还特别载有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确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还在该传的结尾处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虽然说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但他并未将汉武帝“罢黜百家”当作一个过程来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仅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议才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以董仲舒的对策为据，并且对策本身就已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管教授说“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这有点不妥。;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是司马光首创;
必须指出，班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从东汉中期到五代六朝时期的北宋初年（4），都没受到重视，直至北宋立国约80年之后，孙复首次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5）此问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吹捧。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怎么能证明汉武帝在七年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呢？实证是什么？这是当时学术界思考的最致命问题。
为了解决班固这一“硬伤”，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次提出了“过程”说：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