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语境下春桃中生命意识的体现
论文关键词：宗教语境 《春桃》 生命意识
论文摘要：许地山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当中是一朵奇芭，他的作品植根于中国，却有着宗教学的视角以及宗教精神，其后期作品《春桃》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宗教，但是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宗教精神。本文将从宗教精神的角度去解读许地山及其作品《春桃》中的生命意识。
一、许地山其人和宗教对其影响
许地山的一生是患难的一生，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使其创作早期有着生本不乐的思想，1920年其妻林月森去世，他研读佛教而抚慰自己的心灵，随后转入燕大宗教学院学习，之后专门从事宗教研究。1923年8月，他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及比较宗教学，次年去牛津大学研究印度哲学以及梵文。
许地山的前期作品直露地表现了宗教色彩，而后期的作品中没有直白的表述，只是蕴含着宗教思想，他的宗教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实现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变。
他的母亲和舅父都笃信佛教，他本人是基督教徒，又著有《道教史》，对于宗教，许地山有着饱满的热情和学者的人文关怀，他说过：“宗教乃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的正当态度。”［1］这正是他的宗教立场，不是盲从于宗教教义，而是以人为本，把对事物的判断放到人性的高度之上，当然这是与他通晓各种宗教是分不开的，比较宗教学的观点使得作家的价值观与人类联系在一起。宗教文化背景让他关注生命，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审视生命的价值以及人生终极意义。
二、宗教与《春桃》中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宗教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家设计了“春桃李茂”“向高”三个人名，影射了一种自然的美好情境，即春天桃李茂盛之意，这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境况下，下层人民蕴藏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对生活有着无比强烈的渴望，而春桃更是成为当时社会中一个充满光辉的女性形象，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创造了子君这个名不副实的“新女性”形象，却因为社会老化的外壳不容许她的离家出走而毁灭自己，春桃和子君都曾经说过“我是我自己的”，子君没有得到真正的自我，而春桃，不仅可以自力更生，追求自己平凡的幸福，而且还用大义和大爱接纳了身处绝境的前夫，两男一女共处一室，他们的生命是充满生机和斗志的，正如春桃所说： “若是有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这既是对生活的彻悟与抗争，也是作家取名艺术所在。
生本不乐是许地山早期的'创作思想，也贯穿在《春桃》当中，佛教宣扬人生“苦”的真谛，许地山认为人生受到命运操纵，因此“生本不乐”，作家借助佛教文化抒发人生之苦，“所以我看见低处处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2］
作家所塑造的形象如春桃，命运就是困顿贫苦的，出嫁那天和丈夫离散，逃难来北京，当保姆，捡废纸，是个不幸的妇女形象，“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生活是如此的卑微和辛苦，作家就把他的人生观投射到这个女性身上，春桃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生存在世间，是生本不乐，但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又让这个坚强的女性自立生存，宗教思想在春桃身上异化了，不是等待来生，是以一种崭新的行为方式来顺应命运的发展。每天晚上回家，春桃都要沐浴，“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可是生来爱干净，无论冬夏，每天回家，她总得净身洗脸。”这个细节并非无意，一个底层妇女在卑微的生活中要有如此神圣的沐浴情境，正是作者的宗教情怀所致，把圣洁的宗教思想灌注到这个中国女性形象身上，这个细节可以联想到 《命命鸟》当中的加陵敏明走入水中的那个情节。
许地山的哲学思维受到佛教以及印度文学的影响，哲学宗教与文学合一，许地山说过：人类的命运是被限定的，但是在这被限定的范围里当有向上的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的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3］ 三、宗教关照下的女性爱情和人生
爱情叙事主题是文学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但这部作品里，爱情主题被演绎得超过了世俗的感情，以人间情爱关照人生，以宗教精神关照世间疾苦，给文本的叙事主题增添了新的意义。作家笔下春桃的人生苦难中满是荒诞的意味，新婚那天和丈夫分别背井离乡开始逃难，在逆境之中，她的婚姻模糊不定，于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妇女开始所谓的“没有归属”，但是，这部小说反应了作者的价值观与女性观，他认为女性首要的是人的自然性，这是作者进行的中国化创新。
春桃与向高重逢，是乱世与困顿的生活状态中的爱情，但是春桃毕竟是一个生长在伦理道德最为严酷的国家的普通女性，一张龙凤贴足以让她认为自己只能有一个丈夫，不得随便改嫁，当她在路边偶遇向高的时候，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春桃冷静地对待了这个必须要抉择的境况。这一切体现的作者潜在的宗教之爱，收留向高，三人同住，两个男人都难以接受同住的解决方法，但是作者在灌注宗教之爱的同时，也对中国自古以来社会伦理的扭曲作了深思。这是作品的可贵之处，作者的宗教情感也使得的这个女性形象有了闪光之处。
这是超越世俗的爱情观念，和中国的传统美德相关的同时，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是体现宗教意识。中国的美德是建立在纲常道德的基础之上，体现美德的前提是合乎纲常道德，一女不事二夫，所以不收留向高是必然的中国式结局，作者并非如此设计，而是让春桃收留了前夫，需要勇气的大义大爱，恰恰是作者宗教精神的最好例证，在宗教意识的舞动下，使得作品具有了生命和爱的光辉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许地山：《空山灵雨》.
［3］许地山：《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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