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
《文物》1999年第5期《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介绍的户籍类简牍中有两枚乡劝农掾所作的券书，内容涉及官府对“吏”及其家人的，值得加以重视。
这两枚简的形制为木牍，释文与图版分见此期《文物》页19及彩版叁：1和肆：1。不过，释文存在少量讹误，此前我曾做过一些订正[1]，最近又有个别改动。先将经过修改的两简释文断句、移录如下：
简一（J22-2543）
1 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2]核乡界，州吏三人，父
2 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
3 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简二（无编号）
1 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
2 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聋、欧病；一人被病物故；四人其[3]身已送及，
3 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给县吏。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
4 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
这里又对简二的原释文做了五处修改：行一的“‘伙’ 处”改为“‘伏’ 处”；行二的“‘颐’病”改为“‘欧’病”、“‘被’病”“改作“‘被’病”，这两处从谢桂华先生的意见；“其身已‘逸’ 及”改做“‘送’ 及”；行三的“限‘田’”改成“限‘佃’”。
原释“伙”处，意不可解。“伙” 字后起，不见于宋以前的字书，三国时更无此字，当误。细审图版，并联系上下文，似为“伏”字而脱去右上的一点。《文物》2000年第5期封二刊出的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帛书（T0114③：611）五处出现了“伏地”，“伏”字右上的“点”均不明显，或是用横划略向上挑表示，或是“点”划紧贴在横划右侧，字形与简二中的相近。“伏处”亦成词，《·在宥》有“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 ；《北史》卷6《齐本纪上》载高欢语“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页213）。“伏”有“居住、居处”意，《左传·定公四年》：“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杜预注“伏，犹处也。”此简“伏”“处”同义连用，做名词，指居处，具体来说指父兄子弟的去向与下落。后面的简文分6种情况详细说明23人的去向，正是对上级这一要求的回答。简一中的上级来书未规定要“条列”“伏处”，简文也相应地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原释“其身已‘逸’及”，“逸”通常解释为“逃逸”、“散失”或“隐逸”，若此，全句含义费解。谛观图版，此字应释做“送”。“其身已送及，随本主在官”意指这四个人已被送到官府，不在家中。同期《文物》王素、宋少华、罗新所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页32所举的“师佐籍”中有：“其师佐廿九人妻子五十五人今见送” （12-5899），可以与简二同观。师佐与吏身份固然有别，但相差不大，可以旁证此说不谬。
原释 “限‘田’”，据图版，显误，应为限“佃”，文意待考。前引王素等文页38举一简“入都乡嘉禾二年佃吏限米□”（5-1408）,说明当时存在专门的“佃吏”，“限佃”应与此有关。
这两枚简的形制相同，内容基本一致，书写的时间也相同，属于一类文书，大概也是一种“莂”，确切的名称还需研究。两文书 “破莂保据”的时间均为嘉禾四年（235年）八月廿六日，可能与汉代的“八月算民”的制度有关[4]。而简中所谓“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及“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在唐代的“乡户口帐”的结尾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语句。据唐长孺与宋家钰的复原与研究，唐代吐鲁番出土的贞观年间的“乡户口帐”的末尾做：
（牒件通当乡）户口……并皆依实，若后漏妄，连署之人依法罪，谨牒。
贞观十八年三月 日里正阴曹曹牒
里正李（下缺）
里正（下缺） [5]
宋家钰认为“牒件通当乡”说明它是县府通知各乡呈报本乡户口数。总体上看，唐代“乡户口帐”与这两份孙吴文书制作的背景相同，只是书写格式的细节上有些差别。
仔细分析，这两份文书的内容也存在一些不同。除了上举的“伏处”的有无外，两者的核查办法也有区别，简一谓“科核乡界”，后文则说“以下户民自代”，似文书内容为有关人员自己申报的，类似唐代的“手实”，而简二是“隐核乡界”，下面又说“隐核人名、年纪相应”，“隐”有审察揣度的意思[6]， “隐核”的含义是计算、审察核实，具体来说是根据已有文书进行核对，大约无须当事人申报。它应属与“科核”时的“户民自代”相对的办法，不必惊动百姓。“隐核”与“科核”或许代表了当时户口核查时的两种不同方式。
综合两文书的记载，嘉禾四年两乡的吏的“父兄子弟”有7种情况。一是有病，如“刑、踵、聋、欧病”；二是“叛走”；三是“物故”身亡；四是“随本主在官”；五是“细小”；六是“限佃”；七是“给县吏”。有病者大概要免役，王素等文页33列举了不少“民籍”中的例子，包括“肿两足复”（9-3067）、“盲右目复”（9-3048）等，《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亦可为证。当时“叛走”的现象较严重，吴简中还有专门的“叛吏人名簿”[7]。“细小”指年幼不堪役使。“给县吏”应指在本县服役。从简二看，广成乡当时“吏”的家人除了身死、患病与幼小者外，均在为官府服务，负担相当沉重，《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载永安元年（258年）诏说“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的情况已然产生，而引起朝廷的重视则要到了20多年以后。
据《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页19介绍,木牍有上下两道编痕，因此，当时这两枚简应与其他简编连成册，简一说“以下户民自代”，估计两简应是两册簿书的首枚简，不同于上举唐代的文书格式，唐代则置于文书末尾。简一还提到上级要求“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下面则说“谨列年纪，以（已）审实”，前引王素等文所举的“吏籍”中有“郡吏黄士年十二”（13-7638）、“县吏唐达年廿一”（13-7631）、“尚书吏刘露年廿八”（13-8416），只记载了“吏”的人名和年纪，与简一的要求相当，且根据宋少华的介绍，这些竹简长约22.2-23.5厘米，宽1-1.2厘米，厚0.2厘米，原来也有上下两道编绳[8]，与木牍的规格基本一致[9]，可能就是这种簿书的组成部分。此外，还应有记载这些“吏”的家人，即简文所说的“父兄”或“父兄子弟”的人名、年纪的简。上引王素等文所引的“师佐籍”中就包含了这两类名籍，其中简12-5948：“□师□□□□锦师人妻子人名年纪为簿如牒 见”，应是“师佐籍”簿书的末简，简一、二所属的簿书也应如此。
以往根据文献我们了解到孙吴存在身份特殊的“吏”，但详情不明。这两份文书揭示了孙吴政权对“吏”及其家人的严格控制，通过它们以及吴简中的有关资料，不仅将有助于认识“吏”的具体细节，也有助于把握汉末以降户口分割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1]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补正》，1999年7月21日《中国文物报》。
[2]“科”字谢桂华先生释作“料”。
[3]“其”字原释为“真”，请教谢桂华与李均明先生，前者释为“负”，后者释作“算”。
[4]这一点最早是由北京大学系研究生汪小烜指出的。
[5]参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143-144页。
[6]说见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自隐”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20-222页；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隐”条，安徽出版社，1994年，66-67页。
[7] 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5期，32页。
[8]宋少华：《大音希声－－浅谈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初步认识》，《中国书法》1998年1期， 9页。
[9]具体规格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等：《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5期，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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