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莺莺传》与《霍小玉传》是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两篇优秀代表之作。两部作品在写作时代、社会背景、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定方面均有相同之处，但社会风评截然相反。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政治状况，传统的女性道德、新旧道德并行以及政治斗争等三个方面是两篇传奇呈现不合理的社会风评状况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唐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社会风评;新旧道德;政治斗争;牛李党争;女性道德传统
《莺莺传》与《霍小玉传》是唐代传奇中两颗璀璨的明珠，流传广泛，影响巨大。陈寅恪先生称《莺莺传》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1]“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2]指明其史料价值和文学地位。而《霍小玉传》同样直指人心，明代少室山人胡应麟对《霍小玉传》大加褒赏“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3]《莺莺传》的创作时间学界有两种观点，其一即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另外一种观点即1950年孙望在《〈莺莺传〉事迹考》中明确指出：“元稹写《莺莺传》的时间即在贞元十八年”。[4]而《霍小玉传》的创作时间，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卞晓萱先生认为其作于长庆初年，[5]吴庚舜则认为其作于元和中期，[6]方坚铭在《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传奇作品的霍小玉》一文中指出《霍小玉传》作于长庆初年。虽然两部传奇在成书具体时间上还有争议，但其仅仅相隔不到二十年，而且女主人公同样遇人不淑，遭到抛弃，然而社会舆论的倾向却截然不同，笔者即探索两篇传奇社会舆论倾向不同的不合理现象。
一、社会风评的不合理现象
《莺莺传》是元稹所作的带有自叙性的作品，对此，陈寅恪先生已做了充分论证。以元稹为原型的张生在普救寺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几经波折而终成鱼水之欢。而后张生赴京赶考，应试未中，留滞京中，与莺莺书信往来，互赠信物以表深情。然而最终张生变心，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在当时而言，张生并不认为自己负心，并对此行为称为“忍情”：“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7]张生始乱终弃而不自知，却破口大骂莺莺为“尤物”祸乱于世，对于张生的种种行为，他的朋友的态度是“于时坐者皆为深叹”，而社会的风评则为“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存在如此社会舆论于当时的实际是相符的，唐代继承了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的风习，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标准，人生阶段，中岁以前重情感，即婚姻上要匹配高门第;中岁以后重事工，即仕宦要为清望官。所谓清望官，一定是要进士词科出身。[8]因此张生的选择无可厚非，并且得到舆论的支持也是情理之中。如果说男子配高门使得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得到大众的谅解，那为何在仅仅略晚于《莺莺传》的传奇《霍小玉传》中，李益“负心”的行为却将自己推进了丑名远播的深渊?蒋防所作《霍小玉传》与《莺莺传》着实有着极大相似之处。其一，所处时代大致相同。《莺莺传》记贞元事，《霍小玉传》记元和长庆事，而《莺莺传》成于贞元末，《霍小玉传》成于元和中期或长庆初年间。这段时间同样处于天宝之乱以后，李唐王朝转入大动荡之时。因此，尽管两部传奇有成书先后之别，但其社会道德风气，思想观念相对稳定统一。其二，故事情节与结局大致相同。《霍小玉传》写的是昔日霍王之女被赶出王府，沦为艺妓，与出身名门的李益相爱私定终身，而后被遗弃，小玉因爱成恨化为冤魂找寻李益报仇雪恨的故事。简单来讲，《霍小玉传》同《莺莺传》一样，都是士族对女性的抛弃。其三，人物设定大致相同。李益为当时陇西名门，文中有“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9]等句介绍李益的高贵出身。在唐宋笔记《隋唐嘉话》中即有：“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10]从中可知唐代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五姓女”在社会中的至高地位。这里所指“五姓”其中之一即陇西李氏，从中不难窥见陇西李氏之声望。对比张生，《莺莺传》中虽未有对张生家室的直接描写，但从其“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11]等语句的描写，以及交友状况，外加是崔姓之外戚，足可见其身世背景并不逊色于李益。通过以上三点的论述足可见时间跨度并不大的两篇文章存在大众截然相反的评价是不合理的。那么李益的“负心”形象、张生的“忍情”形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社会风评不同之缘由
(1)女性道德传统的影响
传统的女性道德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周礼奠定了后世的礼法基础。在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后，礼教对女性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女性传统道德深深扎根于古代女性的思想意识中，而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唐代虽然政治较为开明，然而礼教对女性的约束化为传统的道德观念影响着社会的认知。霍小玉妓x之身却固守女性道德，从一而终，而大家闺秀崔莺莺却有悖于妇德，这是社会风评倾向于霍小玉而非崔莺莺的重要原因之一。霍小玉虽是霍王李元轨的女儿，却因母亲地位卑微而被赶出王府，流落风尘，与崔莺莺相比，霍小玉既没有她的知书达理，亦没有其传统的道德观念。尽管是遭人唾弃的妓x，在与李益的感情中却从一而终。李益变心后封锁了对霍小玉的消息，而小玉寻找李益于各个城市之间，先是问卜，而后变卖财产询问消息。这份真切与执着获得了各个阶层的支持，“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12]加之小玉的妓x身份而有从一而终的贞洁观更是难能可贵。相反的是，崔莺莺身处显赫之家，名门之后，在与张生的感情纠葛中放任自流不能自己。崔莺莺通过表面的“严肃”将张生“吓退”之后，自己却主动地委身于人，“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13]大家闺秀却严重背离了唐代妇德“幽闲贞静，守节整齐”之标准。崔莺莺在与张生的感情之中是矛盾的综合体，明明有情却总是摆出高姿态。看似高贵理智却于张生变心之后嫁于他人，很多人怀疑莺莺的感情是否真挚，否则怎么能那么轻而易举另嫁他人。若实出真心，虽不至于像小玉被弃之那般形容枯槁，悒怏成疾，最终化为厉鬼而对李益进行强烈的报复，至少也要有其一两分。爱恨相生，报复是深爱的表现。而感情的平淡即使是深闺小姐的“自矜”却也显得太过薄情。由此，两篇文章社会风评不同，倾向霍小玉而反对崔莺莺是传统女性道德的影响，亦是社会大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