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生命伦理学研究的视域空间论文
生命伦理学是理解( 人的) 生命的具体哲学方式。它是从伦理角度切入来审查人的生命存在、敞开、创化或堕落、沉沦、毁灭何以可能以及怎样实现的学问。由此，生命伦理学必然诉求开放生成性和大科际整合。它的开放生成性，要求其探讨必须将生命置于存在的本体世界和存在的形成世界这两维平台上来予以哲学审查，把握生命的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生成性和进程性。
由此，生命伦理学既具形上诉求，更具形下向往: 它既应是本体论的，也应是认知论的，更应是实践论亦或行动论的。它的大科际整合性，要求其研究既要有宇宙学、地理学、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视野，更应有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文化学以及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视野，更应该有人文学术方法，比如人性论方法、神学方法、美学方法等。这些都对研究生命伦理问题不可或缺。
一、生命本体伦理学视域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基础维度，就是生命本体伦理学问题，即在存在的本体世界中拷问生命的伦理本位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呈现。它敞开三个维度，即生命的本原问题、生成问题和本质问题。狄尔泰曾说: “我们不把世界的任何意义带进生命”，这是因为“生命本身并不意味别的什么东西。在生命中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也不能得出生命意味着什么的结论，生命中只有它自己”。生命中只有它自己的什么呢? 柏格森曾以比喻的方式做如此表达: 生命是“向前冲锋的骑兵”。向前冲锋的骑兵，不顾一切向前冲锋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具体地讲，就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使自己生、并生生不息。生命的这一生生本性决定了生命必然是生殖的，并必须生殖。
所以，生殖构成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生殖本质，揭示了生命既是生命的动因，也是生命的目的，更是生命的手段。生命生生不息地存在的实际呈现，就是动机、目的、手段的统一。基于此一要求性，生命生殖的基本方式敞开为两种，即生命的情感生殖和精神生殖: 前者严格遵循生命的自然本性，以创造新的肉体生命为直接成果和最终目的; 后者所创造出来的直接成果是文化。生命创造文化有双重方式，即既可通过创造文化来实现生命，也可因创造文化而异化生命。
二、生命生存伦理学视域
( 一) 生命生存的他者性生存乃存在的敞开。
生命的生存论伦理问题产生于生命存在的自为敞开。生命存在的自为敞开，必然将时间带入其中: 生命敞开生存，始终是进程性的; 并且，生命敞开生存，必然关联起他者，包括他人、他种生命、他种存在，以及由此带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物。
由此形成生命敞开生存的他者性，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个体生命，必须借助于他力方可生存。借力生存，这是生命与生命、亦或人与人之本原性亲生本性和本原性亲缘关系的生存论表达。它揭示了原本自在自为的人何以要在生存进程中求群、适群、合群的最终秘密: 人要求群、适群、合群，是因为他作为个体需要资源滋养，但所需要滋养生命的资源没有现成，由此成为生存的弱小者。
人的生存弱小导致非独立性和生存的无保障性，解决这一双重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借助于他者之力而生存。由此，求群、适群、合群便构成了生命生存的基本伦理问题。其次，作为个体生命，必须借助他物方可生存。借物生存，这是生命与他物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揭示生命存在的敞开，必须限度生存。生命的限度生存首先展示人类平等的.有限性: 在其存在的本体世界里，自然宇宙创化生命和生命参与生命创化、世界创化，均体现普遍的、绝对的平等，但生命作为个独立性的弱小个体，其所求索的平等始终是相对的，相对的情境、相对的境遇、相对的空间及相对的时间进程中的相对的平等。
( 二) 生命创生的动力生命的限度生存，引发生命敞开生存既需学会趋利避害，更需学会趋害避利。
趋害避利或趋利避害，这是生命创造生存的两种动力机制。在生命创造生存的进程中，选择趋害避利，则意味着利他、奉献或自我牺牲，这是求群、适群、合群之必需。反之，选择趋利避害的进路，则意味着他必须利己、索取，这是生命自为生存之必然体现。
生命在限度生存进程中选择趋利避害体现两种性质取向: 一是选择有限度地趋利避害，其行为展开及其所能达及的最终结果，是合道德的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利他; 二是选择无限度地趋利避害，其行为展开及其所能达及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反道德的利己损他。
三、生命疾病伦理学———生命生活伦理学视域
生命生活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生命生活的健康和生命生活的完整。生命生活的健康诉求，必牵涉出生命生活的疾病问题，形成生命生活的健康伦理和生命生活的疾病伦理这样两个维度。前者更多是生命生活作为所造化的体现，后者更多是生命生活不作为所累积生成。生命生活的完整诉求，牵涉生命技术和生命灾疫问题，由此形成生命技术伦理和灾疫生命伦理两个维度。前者可能因为追求生命生活的完整而导致生命的异化和残损，后者因为生命生活的灾难、残损而可能促进生命的新生与超拔。生命生活追求健康，往往因为疾病或者最终导致疾病。所以，生命生活的疾病总是相对健康而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缺乏的是健康，最普遍的是疾病，最热衷的是有意无意地制造各种疾病。
客观地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疾病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多或少隐含一种或多种疾病。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生命疾病伦理学必将成为生命伦理学所关注的首要领域。生命疾病伦理学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挚爱和对生命恢复健康之期望: 第一，竭尽全力探讨疾病生成的根源，包括自然根源、社会根源、生命的自身根源、人性根源、历史根源、文化根源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根源。第二，揭示疾病的积极生命意义与生活价值。赫舍尔认为: “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辱、焦虑、厌烦，就不可能思考人的处境。”因为对人的生命处境缺乏起码的意识，也就丧失对生命的关注。生命关注丧失的实质是爱的缺失，生活也就失去全部的意义。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 离开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生命的喜悦和成功，源于对生命困境的突围、对窘迫的消解甚至对绝望的最终战胜而重建生之热爱和守望。第三，探讨疾病自治和互治的途径和方法。
探讨生命疾病伦理问题的基本努力，就是勘查、发现、归类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疾病伦理学谱系，以为之开具对症施治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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