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治理聪明》绪论：为什么是《论语》
一、反拉二胡据说左撇子的人都聪明，我有个表弟就是个左撇子。有一次他拿了个二胡玩，刚一上手，就拿反了，由于他习惯左手拉弓子。大家笑话一番，他不好意思了，就换了持法，却显得更加笨拙。我说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方法试一下，他又恢复左手持弓，果然推拉自如；无独占偶，我看十二女子乐坊的演奏，就发现有个美女笛子手把笛子放在左侧演奏的。后来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舞台上有两个笛子手，为了追求对称的舞台效果，其中一个就来了个“反吹竹笛”。假如这位乐手不是左撇子，练就这番技艺确实值得称道。 表弟的“反拉二胡”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美女的“反吹笛子”是为了适应乐队的舞美效果，这些突破常规的做法都有着很好的理由。常规方法好，还是***规方法好呢？这题目问得没趣了，所谓的好和坏实在是不存在的，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最为重要，适合的就是好的。本来二胡就不好学，要让我表弟不顾自身的特殊条件而必须采取适合别人的方法，学起来，凭白增加很多难度，有什么好处呢？ 当年有个企业叫“三株”，用小报纸式的广告页把自己的三株口服液卖得很火。我有位做高档白酒的朋友，把这方法拿来了，廉价的宣传小报散发的满世界都是，着名度倒是上往了，可价钱却上不往，品牌形象大打折扣。为什么小报纸对三株口服液是“好”的，对我朋友的白酒就是“不好”的呢？原因就是适合和不适合的题目。 橘在淮南为橘，到了淮北则为枳，口味坏得不可进口。为什么？好的东西，换个地方就变得不好了。美国很著名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国内吃不开，弄坏了好几个案例，并不是人家的方法“不好”，其中就有不适合中国企业的缘故。中国的企业先是推崇西方的治理模式，后来又喜欢日本的治理模式，由于日本的文化可能更接近我们，所以更轻易找到相似的地方。然而中国和美国、和日本都是大不相同的，且不说市场环境、文化背景、企业特征，单就“人”这一项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常说企业“以人为本”，实在中外企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组成企业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从资本或技术的所有者来区分，只要是在中国本土，由中国人构成的企业都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范畴。中国人和外国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根本上当然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并且由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的巨大区别。面对不同的人群，却打算用相同的治理方法，那难度简直是自找了，由于那些是未必适合中国人的特点的。 成功有着成功的背景，这个背景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当你不具备人家当时的条件的时候，同样的方法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事实上，只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的对策才可能有效。表弟要学二胡了，为什么偏要他采用通常的方式，而放弃适合自己的方式呢？ 二、为什么是《论语》 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这可是个大课题。不过有个小例子可使我们窥其一斑：即便是山村一个字不熟悉的老太太，在行为方式上也在遵循中国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她会说：“我要做了这样的事情，死后让人家怎么说我？”这是什么思想？这叫“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她还可能说：“这孩子是个孝子，靠得住！”这个判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些话都是《论语》中的章句。为什么不熟悉字、没学过《论语》的人也是《论语》的思维方式呢？由于《论语》所推崇的观念实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说是生而有之不为过了。 《论语》对中国人的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但《论语》还不仅仅如此简单。我们知道，《论语》是中国哲学的颠峰之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誉，其中的治理哲学和方法才是其精华。并且这种治理哲学是基于对人的研究和影响的，也就是说，《论语》所显示的治理哲学正是适合《论语》所塑造的人群的。一个深受《论语》思想影响的民族，必然适应《论语》所推行的治理哲学。 然而，历来《论语》中的治理学都是被用来治天下了，并没有被企业界所广泛研究和利用。或许这和中国古代企业不够发达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中国企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一味从国外寻求治理方法，而放弃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治理哲学呢？诚然，《论语》中的治理学确实是反映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意和努力，似乎没有提到在企业中的应用。然而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其对于普遍事物的广泛适应性和启发性。就像《论语》还可以被运用到其他更多方面一样，研究《论语》在企业治理方面的运用，是一条寻找中国企业治理方法的理想门径。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思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别。也举一例，比如说，尽管现在外出谋生、异地工作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背井离乡”听起来依然比较悲惨凄凉，尤其春节、中秋这些该团圆的时候团圆不了，那“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还是难以排解。在这些方面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那么豁达想得开，实在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点，地理依靠和宗法意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心理状态。于是家长制、独裁集权制的治理模式就有了形成的土壤并且被世代接受，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是以人治为核心，夸大集体主义，讲究尽对服从，遵守伦理道德，注重教化作用。 当代中国企业是在相对***的环境下成长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无论如何，从本质上讲，企业都必然是独裁的组织。这种独裁不是人为的，也未必是中国企业所独占，而是由资本的性质所决定。谁拥有这个企业的资本，谁就有难以相比和替换的发言权。在资本合作的企业里，发言权的大小决定于资本的大小。所以，企业说到底是资本独裁的组织，这一点，并不存在私营、国营或股份制企业的区别，也和中国外国、东方西方没有关系。企业的这一属性和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相结合，就使得中国企业必然谋求更加贴近这些特点的治理哲学和治理方式，并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治理模式具有自然的文化性排斥。所以对待西方、日本还有韩国等的企业治理模式的态度，必然是以包容的心态来吸收改造，而被中国企业治理模式所同化。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中国在传统上企业发展并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而是作为一个孱弱的分支在惨淡经营，更没有形成成熟的企业治理专门理论。这当然和中国的哲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起源于生命哲学，将宇宙的生命、人的生命作为完整的、根本性的研究，从而在哲学体系上具有难以分割的整体性。像我们熟知的《老子》，历来被看作中国哲学的原始，但我们很难说清楚这部书到底是在研究哪个门类，并且之后的哲学研究也都具有这样的“含糊”特点。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哲学典籍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领域的理论根据。我们要读的《论语》，实在已经脱离了《老子》这样的“纯哲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大略地说，《论语》是一部政治治理哲学著作。不过，《论语》的政治治理核心理念是以德治为内涵的人治思想，并且对于在位者、从政者和立志从政者都从个人修为上提出具体的要求，所以从表面上看，《论语》更多的内容像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范。而正是这些治国的道理、从政的原则和为人的规范为现代企业治理带来极***价值，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话题。 三、《论语》说些什么 （一）大旨谈人 《论语》末章《尧曰》，明确提出治国的方法、途径和心态。方法基本是采用带有法家思想的制度来约束人，途径则是纯粹仁儒思想的爱护人，而所谓“宽、信、敏、公”则是对执政者心态上的要求。三个方面无不是关乎一个“人”字；至于从政的原则，即所谓“尊五美，屏四恶”，也都是就人的好的品质和坏的行为而言；最后一章讲个人修为的目标时，很明确地说是“知命”、“知礼”和“知言”，更是直接是解决得人的事了。而最后一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更加直接地回回到“知人”的本源上来。 为何“知人”是本源题目？我们可以回到《论语》开篇的《学而》第一章来。“学而时习之”，是讲自身所学能够运用于社会的发展，是最高形式的利用；“有朋自远方来”，是自身所学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并使其受到教化影响；最不理想的是“人不知”，众人不理解，那么也可退而修为自身。很明显是“利世、利人和利己”的三个层次，也确实如朱子之所言的“进道之门”，看《论语》全文，实在无外乎一个“人”字。个人修为是人的题目，有所功用则为了影响众人，而济世又何尝不的为了人呢？并且，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建立在个人修为的基础上，以一个修为高尚的人或者这样的群体来影响整个社会。 这实在已经揭示出孔子所倡导的治理原则，即以高尚品德的人群来带领和影响普通的人群，以实现全人类的素养提升，从而达到整个社会以最***的方式来发展。现代企业治理里有个寓言，说“企”字乃是无“人”则“止”的寓意，同样高度重视人的主体作用，这和孔子的思想的吻合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套用曹雪芹《红楼梦》为“大旨谈情”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论语》为“大旨谈人”。 （二）治理的逻辑 《论语》中的治理逻辑有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对“人”的夸大，所谓“大旨谈人”，则处处离不开人的因素。实际上企业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具体操纵，企业里的所有题目，说到根本上还是人的题目。观孔子一生，关注的是人的修为、影响的是人的思想、督促的是人的行为。孔子的教学不是起始于晚年，而几乎是毕其一生的。他的教学思路是用自己的思想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培养一批政治治理人才，并且他从来不传授从政的具体技能，而是注重个人修为，把个人修为作为从政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治理者的表率作用，首先并且主要是修养上的表率，夸大“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他以为一个品质高尚的治理者本身就具有典范和威慑作用，而品质低下，即便有再大的能力也是无益的。比如夸大下属忠诚的同时，他更要求上级的“宽容、诚信和公正”。要求下属勤勉工作，首先自己要做到“敏于事”； 第三个特点，讲究治理的细节，注重基层治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主张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和睦和秩序，讲究“孝悌”，以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并且，社会的***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的和睦和秩序构成的。由此引申，一个企业里，只有各个基层部分的工作做好，企业才可以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的发展是由各个部分的工作成绩共同促成的； 第四个特征是部分明确、各司其职，治理的程序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正名”，实在就是各个部分明确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协作而互不干预。领导者要“不出位”，只做好治理工作，而不往干预部分的具体工作；而各个职能部分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不对其他部分的工作横加干涉。 这四个特征，构成了《论语》治理思想的核心，即“以人为本”。 （三）法治还是人治 《论语》推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德政”，所谓“德”，必然是指人之“德”，是个人修为的极高标准。这符合《论语》的治理逻辑，治理者本身必须是个“德者”，然后用个人的“德行”来感召和引导下属乃至组织全体职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表率，还包括明确的、主动的、制度化的“德育”，夸大每个人的个人修为。在治理方法上，更多采取的是富有人情化的举措。比如纠正错误，不单纯是批评教育，而是“举直错诸枉”，把好的榜样树立起来，任用德行高尚的人，以取得更多人的信任，并形成良好的团队风气和巨大的威慑力。与其表面化地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以“人治”为途径、以“德政”为标准的“德治”。 那么，《论语》倡导的“德治”是不是和法治想冲突呢？历来攻击孔子思想的人都把孔子说成只知道“人治”而完全排斥“法治”的人，实在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要知道，孔子所推崇的“礼”，实在质就是一套他以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礼制”。这个“礼”有外在的礼节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对社会秩序、治理秩序的尊重和遵守。并且，在孔子短暂的从政实践中可以看出来，孔子是个法治的大力推行者。“毁三都”是为了维护治理体制的军事行为，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诛杀少正卯”尽管非议很多，但实际上也是法治思想的体现，哪怕在法理上真的是错误的，也不影响我们对孔子重视法治的理解。孔子明确地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这个“约”尽管包括很多的内容，但无论如何理解都包含着对制度的尊重和敬畏，并且直接说明尊重法治、主动接受制度的约束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意义。 比较全面地说，《论语》所倡导的治理模式是以“德政”为目标、以人治为表象、以法治为内涵的“德治”模式。 （四）如何执行制度 《论语》对于“礼”的推崇无以复加，以至于有人把尊崇礼制看作古板教条甚至迂腐守旧而对儒家学说多有诟病。的确，在《论语》中，“礼”占据重要地位。“礼”既是国家治理的整套制度或说法律，也是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标准和规范。在孔子看来，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乱相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个人的种种不良行为和过失多是由于“违礼”。所以他开出的社会治理和个人修为的药方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一切负面的欲看，把身心回附到规范制度上。从制度精神上看，不仅不应该批判，而仍然具有强大说服力。自古至今，多少千古之恨和丑恶现象无不是由于贪欲和违反制度而导致。 “礼”如此神圣和重要，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机械的、无条件地遵循“礼”呢？正好相反，《论语》对于制度规范的态度之灵活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子明了地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制度的执行的关键和诀窍是在于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折衷调和。他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就是说不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都按制度一刀切，那就有办不成的时候了；反过来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地调和，不遵守制度，也一样行不通。而正确的做法是中庸之道、实事求是，遵守制度而有所灵活。这个灵活不是人情世故，而是针对不同事情的特出情况所做出的权变之举。这番议论，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制度的执行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带有人治色彩的法治，或者说法治推行过程中的人文关照。 对制度的灵活不是不尊重制度，而是真正理解制度内涵的开明态度。《论语》重视制度的外在形式，甚至有时候还有过分的夸大，这和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论语》注重的更是制度的内涵，重视的是法治的精神。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假如不能够推行制度的精神，那要制度的形式又有什么价值呢？很多企业的制度文本好几抽屉，但未必就是企业治理实现了制度化，而很可能仅仅是形式而已。 （五）战略是企业的根本题目 所谓战略，可以理解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正确轨迹，包括目标、方针和途径。所谓正确，实在就是符合了企业和社会双重发展的规律。说白一点，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战略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规律，孔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常见的比如说“道”，这和老子的说法一致。孔子形象地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说谁能够不从门里出往呢，可现在社会的发展怎么不遵循“道”呢！战略的重要就似乎房间的门一样，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孔子以为君子的三畏之首是“畏天命”。在对待企业战略的题目上，很多企业实际上不够重视，有的把战略当作摆设，有的干脆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更有的企业一开始就不重视战略题目，不知道企业到底走向何方、到底如何走下往。“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的企业老板是分歧格的。 那么战略的意义何在呢？孔子所说的“天命”，也带有“规律”的意思，说“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了五十岁就知道了自己真正的社会使命了。这当然是反观的说法，假如从未然的角度看，企业的“天命”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知天命”的结果，可以到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企业达到自行运转并且不出错误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战略选择正确，并且一切按战略要求来做，企业就可以按着良好的轨迹自行发展，实现“无为而治”了。这是企业家多么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有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企业战略对企业治理和发展的作用。这里“本”就是作为企业发展之本的“企业战略”，而“道”则是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当战略确定的时候，企业发展和发展过程中的方法就可以确定了。也就是说，企业经营治理过程的一切方法都由战略来决定。有什么样的战略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总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而假如战略缺失，企业将无所适从；战略错误，方法就不会有正确的了。 有子顺便说“君子务本”，说治理者的工作内容只是把战略等大题目处理好，并且专心于此。老板亲身抓，也可以看出《论语》对于战略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