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的收入不错，尽管来回火车票都要自己出，每月联系演出的电话费都要两三千，存不下钱，但比起其他北漂歌手，黄渤算是生活富足的，起码他住的是半地下室。最后一站，他来到北京。“眼前有一团火，总有个希望。走到那儿，就扑灭了，北京是最后一团火。”他唱歌的地方颇为高档，通过朋友窦鹏的关系，他在王府饭店地下二层表演，同台的还有玩票性质的周迅。北京基本是全国最低价，一场200块钱。黄渤还是没有等到他想要的机会，一起唱歌的朋友慢慢地也转行做生意，有的老老实实回去上班了。
唱歌于是成为一种负担，“再也带不来愉悦的感觉，你是为了一个目标，当目标不在时，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天一黑心情就不好，演出完心情立刻好了”。台下的人喝酒、划拳、聊天，没人在听他唱什么，“你付出的别人不那么尊重”。有个机会他成为一家韩国工厂的中方代理，那家企业有专利，生意做起来很顺，“订单、技术都是韩国人，我只出厂房、工人，再雇一懂管理的。跟政府、企业、税务、工商、原材料供应商打交道，角钢、变速机、发动机，一开始去出了不少笑话”。每天夹着包出去，在酒桌上点头哈腰。“这是某某老板，做机械的。”渐渐肚子也起来了，那是他最富裕的一段时期，“不好玩，除了挣点钱，其他任何快乐带不来，每天缠在事务性工作里，不是自己想要的”。
2001年，小时一起唱歌的老乡、演员高虎告诉他，有个电视电影《上车，走吧》需要一个会讲山东话的男演员，看了很多不合适，导演管虎让他寄几张剧照过去。“我哪有剧照，只有演出海报，全是有型有款，吓导演一跳：这孩子有点帅，不太合适。高虎说：保证没那么帅。去剧组一看，导演放心了。”他演的角色是个进城农民，在小巴车上当售票员。那部只拍了11天的短片获得了很多奖项，黄渤第一次演戏就有机会走上了红地毯，他一进噼里啪啦闪光灯乱闪的颁奖会场，发现这边坐着巩俐，那边是周星驰，唱歌时没实现的梦想居然靠拍戏实现了。
他于是想转行做演员，连考了3年电影学院。“中戏、北广、军艺都考过，一试二试三试都进过。才艺展示都不是难度，考试现场有人鼓掌，老师还制止，觉得没什么问题，依然没考上。每年报考人太多，我们那届1.1万多人，我们收20多人，全系收100多人。我们那届是那几年最多的一次。”复习考试期间，他参加了电影学院的进修班，老师是赵薇的班主任崔新琴，通过这次进修，他的小品经常得到老师表扬。再考学时，负责招生的老师都对他有了一定了解，这次他考上了两年制的配音专业。“我们班按照声音条件招，觉得我语言表现力还行，声音条件不算好，我属于小破锣，我们班男生有特浑厚的，女生有特性感的声音。”
拍《上车，走吧》之前，黄渤没上过镜头。“到机器背后还在那儿演，经常自己喊停，导演说，停哪是你喊的?高虎给我好多鼓励，自己挺惶恐。”这部戏就两个演员，他是男二号，导演的精力都放在他身上。“管虎给了我一些正确的表演观念，给了一个审美。”管虎找他的第二部戏是电视剧《黑洞》，陈道明、袁立，戏里全是腕儿，根本没人理他是干什么的。黄渤的角色是个小警察，“没有人物性格，需要自己找戏，当群众，设计角色也没用，基本上在画面以内、焦点以外。比如说后景太空了，就喊添个警察，你过去!自己还在那儿演呢，回头一看，自己是虚的。场次倒是很多，除了两集没我，其他都有我。又是在青岛拍的，后来我就懈下来了，呼朋唤友出去玩。你不在人物里面，游离之外，特别明显”。
通常新入行的演员会四处见组，把资料奉上。黄渤却不愿意试戏，因为他试也试不上。在电影学院期间，他和同学们去见组，全是帅哥靓女，导演挨个聊，轮到他，问：“您是经纪人吧?”他回答说是表演系同学，人家不好意思，让他留下材料。他不想留，因为知道没戏，“花好几块钱复印的，机会几乎没有。演员的局限性就在这儿，不了解你，只能把你的形象往角色上靠，然后才能展示。第一次见面怎么展示?”所以，黄渤的唯一机会是通过他演的戏，让导演看到、欣赏，主动来找他。
有些导演看了《上车，走吧》，觉得他演技不错，想找他。再一看《黑洞》，原来是瞎猫碰着死耗子，根本不会演戏，反而失去了一些机会。“不怪别人，就怪自己，那个戏影响挺大的，无论多大的角色，哪怕一场戏也必须得好好演。那时不懂，带来后果了。你演好了有人可能找你或不找你，演不好肯定没人找你。”
宁浩找到他是因为另一部戏《生存之民工》，黄渤在里面扮演男主角的妹妹的男朋友，辅线上的辅线，跟着剧组到辽宁3个月。“反正都是3个月，总得干点什么。”他天天琢磨角色，去看民工的生活起居，和老婆孩子、朋友交流，怎么修改台词，怎么做更合理，写了很多心得体会，给导演和编剧看。“你用功了，谁都不会拒绝这事。”他的角色越来越丰富，一行字改成了重场戏，结果是他的角色获得了网上支持率第一，“努力还是有用的”。
他从宁浩这里得到的第一个角色就是《疯狂的石头》中的小偷黑皮，同样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