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青下乡退休工资2015
据本报采访以及调查搜集的54份广州知青个人数据显示，退休收入在2001元至4000元之间人数，占56%，多数知青为高中以下学历。本报记者对比后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并没有因果关系。调查显示，知青们在退休后，健康状况最受关注。
当年同样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几十年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年的文艺女兵回城后，进入电视台，还当上作家，退休后月入8000元，有房有车，但不算“好过”，她祈祷不生病，“只要有病，再多钱也是无底洞。”
也有知青插队行大运，赶上回城读书好机遇，如今退休享受参照公务员待遇，退休金没花有盈余去炒股，如今知青战友聚会，他发现大家退休后的日子还算好过。
也有知青退休金维持日常开销都有难度，“现在是病不起啊，最怕的就是生病。”不少知青每个月退休金解决不了日常的温饱，有病不敢医。贫困出现代际相传，他们同样觉得亏欠了子女，担心子女的住房问题。
与此同时，知青们也在为养老未雨绸缪，探索互助养老，选择租金便宜的南海租房，回归集体彼此照顾。
文/广州日报记者李钢、肖欢欢 图/广州日报记者廖雪明
广州地区知青养老状态调查：
近6成知青退休金2001~4000元
当年，一批一批热血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叫做知青。算起来，最小的知青今年也55岁左右了。
时光荏苒，当年的青年，如今都已经迈入了退休养老的年龄。他们过得怎么样，那段特殊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当下而言，又有着什么样的因缘?
为了了解广州地区知青们养老生活，本报特意发起了“广州地区知青养老状态调查”，走近他们这一群体，了解他们当下的生活状态。
养老最关注健康
42%知青有隐忧
根据采访以及调查搜集的54份知青个人数据情况来分析，在退休之后，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仍然有两人，1001元至2000元的有4人，2001元至3000元的有11人，3001元至4000元的有19人，4001元至5000元的有1人，5001元至7000元的有1人，7001元至8000元的有6人，8001元以上的有4人。
从这一退休后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低收入者仍然存在，但是是少数，而最大部分人的收入区间在2001元至4000元之间，共计有30人，占总调查人数的56%。其中，8000元以上的收入群体中，还包括了下海自己创办企业的知青，这部分知青属于富裕阶层，并不依靠退休金来生活。
从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的有15人，高中文化的有21人，大学本科的有13人，大专学历的有6人。可见，多数知青为高中以下学历。
记者根据收入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做对比后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并没有因果关系，一些拥有大学学历的知青，由于原单位为企业，所以退休后收入在3000至5000元之间，并不属于高收入水平。
那么，退休之后，他们还需要赡养父母或者资助子女?对此，有39%的受访者表示，仍然要在经济上资助父母或者子女。此外，还有13%的人表示，虽然经济上不用负担子女的费用，但是要帮助照顾孙辈，所以，依然比较忙碌。
知青们在退休后，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养老问题?在调查中，健康状况是受到最普遍关注的问题。约有42%的知青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因为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好，所以在医疗方面的花费很大。此外，记者还注意到，有些知青虽然目前的身体状况尚可以，但是却担心，如果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会“因病致贫”。
“没有病痛，目前生活状况还不错，一旦生病，经济的负担就会很重。”多位知青表达了忧虑之情。
此外，也有不少知青在接受访问时指出，一些老知青从企业退休或者早些年下岗之后，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好，希望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一份捐款清单：
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
知青胡向东，是粤海知青网的负责人之一。对于目前知青们的收入情况，他倒是有另一份数据，可以说明一二。
“这是我们之前为了建设知青亭，捐款活动的一个数据统计。”他展示了一份小册子，“当时总共有3000多名知青捐了款，捐了200多万元。”
根据胡向东的统计，其中能够一次性捐款5000元以上的为17人，捐款1000元以上的有123个人，最小捐款额的也有120人，而大部分人的捐款数都在100元至500元之间，总共有2000多人。从数据上，呈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形状。
胡向东还告诉记者，捐款在10万元以上的知青有5人，最多的一人捐了40多万元，以补足知青亭的建设款。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知青们的经济状况，困难的是少数，真正富裕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处于中间状态。”胡向东说。
(文/广州日报记者李钢)
养老众生相
“很多人说十年青春被耽搁，但我不这么认为。当时形势，由不得你选择，不存在后悔不后悔的问题。关键是自己的遭遇，做得怎么样，是否后悔。”67岁的陆友仁说。
退休每月7000元够开支
陆友仁说，十年知青生涯，在生产连队1年多，武装连5年，场部中学3年。在武装连时还担任副指导员，在场部中学则先后担任初中、高中班主任，这种待遇在当时简直是行大运。
说起自己回城，陆友仁也慨叹说，自己运气实在太好了。当天，他到场部办事，碰巧遇到单位劳资科的干部老周，就顺口问了句，“老周，还送不送我去读书啊?”老周就让他去体检。
“体检时，碰巧学校来招考负责体检的人还在那里。幸亏我认识的一个人跟学校负责招生的人熟悉，如果没有他帮忙，学校肯定不要我。”
陆友仁表示，退休参照了公务员待遇，比很多知青都要好，每月7000多元，基本上够日常开支。
他也经常和当年一起的知青战友聚会，发现大家退休后的日子还算好过，很多人都出国旅游。“我的退休金基本上没有花，都放在银行，后来拿去炒股。”
有房有车不敢言“好过”
今年62岁的宋女士说，当年插队时到了兵团宣传队，因为户口也转过去了，生活条件都比较好。
宋女士说，自己在当知青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也因此，在返城后，没有回到家乡长沙，而是落户在了广州。回到广州后，进入电视台工作的宋女士，还成了一名作家。对于养老问题，她表示，自己退休的单位是省级单位，自己也是一级作家，退休后一个月有8000多元， 基本够用。
“我已有房有车，儿子已工作，情况还算好，即便这样，不能有病，最关键的.是不能有大病。只要有病，再多钱也是无底洞，我祈祷，不能生病。”
宋女士认为，知青的确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困境。很多人进厂当了工人，后来又下岗失业。退休前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还不到3000元，退休金就更低了，连日常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很多知青明知自己得了病，也不敢去就医，只能拖着。
下海赚来3个公司养老
64岁的李葆莹是广州知青中转型成功的成功人士。
由于她从小就酷爱书法，毛笔字在广州还得过奖。“没想到这点特长却在日后成了自己回城的‘敲门砖’。”
1975年，宝姐回广州进了文冲船厂。休产假期间，她办了一个服装厂。到1995年，她又开始经营户外运动产品。
宝姐的退休金每个月4000多元，但宝姐坦承，“现在我名下有3个公司，主要靠这个来养老。”
“周围还有很多知青，生活还非常困难，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有时战友聚会，他们都不愿意出来，因为他们觉得没面子。”
全家3口挤在宿舍楼
知青10年，一批批知青上山下乡，有甜有苦。
1970年，年仅16岁的梁凯蓉怀着一腔热血到农村开展生产建设，但海南当时的日子却比苦瓜还苦，没肉吃，就连青菜都没保障。几经波折回城后，到广州国光音响厂做了车间工人。说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梁凯蓉忧心忡忡。梁凯蓉说，自己的退休金在当年的知青中算低的。
梁凯蓉的退休金对于维持日常开销都有难度。如果生病支出多，连肉都吃不起。“现在是病不起啊。最怕的就是生病，动不动就是好几千元。今年体检还好没什么大问题，日子勉强还过得去，如果明年检查有问题，那就很难说了。”
梁凯蓉说，由于自己的儿子收入也不高，买不起房。长期以来，全家3口一直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由单位分配的宿舍楼。“现在最操心的就是子女住的问题，感觉亏欠了他。”
有肿瘤就随它去
1974年从南海农场回到广州的蓝女士，在文化公园做过讲解员、在工厂做过车间管理员，也在市属机关做过会计。而在退休之前，是广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商场的经理。
蓝女士告诉记者，她目前的情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事业单位退休后，享受公费医疗，在养老方面比那些下岗知青处境要好很多。不过，蓝女士有位家人中风瘫痪，在这方面的经济负担比较大。
“我身体也不好，有病也不敢看，虽是公费医疗，但每次住院都要花几千元。我去年已检查出有肿瘤，怀疑是癌症，让我做一个自费检查，9000多元，不想做，太贵了。”
“确诊癌症怎么办，那不是给家里添负担么?如果不检查，我就不管，能拖多久就多久。如果我要去治疗的话，家里的负担就会非常重，有病不敢去治。”
知青们打算租房互助养老
未来怎么养老?广州有些知青们有着自己的计划——那就是互助式养老，重新回到集体生活中去。
一名互助计划的参与知青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有人专门到南海附近看了房子，那里的房子租金比较便宜，适合他们这些老人家。
“现在很多知青还要帮着带孙子孙女什么的，可能两三年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始实行我们的互助养老计划。”这名知青告诉记者。
他们的想法是，参加的十多名知青租房子住到一起，所有的费用都共同来承担，互相照顾，由于彼此之间都是已经熟悉的同学或者朋友，而且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所以在一起生活更能适应彼此。
对于这一个计划，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都不相同，能否在一起好好地相处?
对此，“我们本来就过了很多年的集体生活，现在不过是重新回到那样的生活而已，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适应上的问题。”计划的设计者如是说。
这些知青认为，在实施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们依然希望政府能够重视他们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如果能够由政府部门来出面解决，那么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