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制度的变化

就业制度的变化

　　“全面两孩”政策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正步入二孩时代。一年来，政策实施效果如何?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一直在参与“全面两孩”政策的测算、评估和监测。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正在影响着每个家庭，我国人口发展正在发生着转折性变化。未来要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相结合，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充分发挥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人口发展正发生转折性变化 优化劳动就业制度须提速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带来三大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该政策带来了哪些变化?

　　贺丹：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2016年最明显的变化有三个：鼓励按政策生育的法规制度初步建立;生育服务改革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出生人口明显增加。

　　截至2016年12月，除新疆、西藏外，29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据了解，西藏也正在制定以不断提升妇女生殖健康和儿童保健水平、不断提升优生优育水平、不断提升出生人口素质为目标的地方性法规。通过《条例》修订，各地梳理并清理了不利于二孩生育的限制性文件，完善了再生育条件，普遍延长了生育假期，设立了陪产假，做到了政策衔接和平稳过渡，保障了计划生育家庭的权益。

　　各地取消二孩生育审批，全面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整合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推进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生育服务证和计划免疫接种等手册“多证合一”，普遍推行网上办理。

　　根据我们对人口出生情况的监测预测，2016年出生人口1850万左右，与我们在“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前的预判完全吻合。预计未来几年都是二孩累积生育势能的释放期，生育水平会有明显提升。

　　根据我们的分析，2016年出生人口形势呈现“出生总量增加、二孩出生占比增加、符合政策多孩出生增加”的特点。主要人口大省出生数量预计明显增加，北京、河北、山东、浙江、湖南、河南、四川、陕西、广东、湖北等十个省份出生人口合计将比2015年增加140万以上，其中，二孩及以上出生占比超过50%，从数据上为进入二孩时代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劳动力形势总体乐观人口结构仍有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人口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话题。劳动力的变化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吗?如何看待新常态下我国的劳动力形势?

　　贺丹：在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形势总体上仍然是乐观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不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因素，劳动力供给仍然处于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抚养比上升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与经济增长放缓虽然在时间貌似吻合，但是并无直接联系。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预示着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放缓，对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确立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发展方式和世界经济大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只是理论上的劳动力供给最大值，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才能真正反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数据显示，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仍然保持增长态势。2011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分别增长0.24%、0.4%、0.51%和0.49%、0.5%，并未出现明显下滑趋势。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和抚养比的不断升高，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讨论也比较多。一般认为，当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抚养比 (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小于50%时为人口红利期，抚养比处于50%-60%时为人口盈亏平衡期，抚养比大于60%时为人口负债期。由此看出，判断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抚养比的绝对大小，而不是抚养比的升高或者下降，更不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

　　中国的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由降转升，而根据预测，中国的抚养比在2030年之前仍将低于50%，2040年之后抚养比才升到60%以上。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仍将持续存在，未来2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当然，必须认识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趋于递减已经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紧紧抓住未来20多年的有利时机，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充分发挥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需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相结合

　　中国经济时报：为了更好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您看来，未来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贺丹：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总体过剩，尤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巨大。近些年来，随着劳动成本升高、“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于劳动力短缺的担忧。

　　事实上，无论是劳动力总量还是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都比较丰裕，供大于求仍然是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同时应该注意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此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化解部分行业过剩产能及“僵尸企业”出清会带来职工安置问题。“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目前，提高我国劳动力供给仍有很大空间。可以通过劳动和就业制度改革，积极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第一，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日本四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5岁，日本政府通过引导更多老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按传统定义的工作年龄人口在过去十年减少了8%，但劳动力供给只下降了1%。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选择。目前中国职工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如果退休年龄统一为65岁，相应的劳动力将增加大约1亿人。

　　第二，保持女性劳动参与率。我国劳动参与率目前处于高位，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和“全面两孩”政策有可能降低部分年龄人群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此，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保持未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例如，改善女大学生群体的就业环境;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机构，在产假、产后就业等方面为女性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挥中老年女性的作用，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率。

　　第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目前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如果通过户籍等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镇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身份并轨，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那么将有效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利用好国际劳动力资源。目前我国还是人口净迁出国家。随着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强。未来，中国积极利用国际劳动力资源，尤其是中高端人才的空间很大。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到国外投资建厂的方式，直接利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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