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近40位董监高离职
一直被视为金饭碗的银行工作似乎正在褪去光环。近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辞职公告和一线员工离职率都在增加。然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加深、监管规范增强、同业跨业竞争加剧，银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落幕，如何应对一线员工离职，成了银行业普遍遭遇的新问题。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先后至少有37位传统银行的董、监、高离职，涉及的岗位主要有董事、行长、副行长、风险总监等，有的则是分支行行长……这些银行高管到普通信贷员的去与留，正成为当下银行业变革的缩影。
年内近40位董监高密集挂靴
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服务创新深化的背景下，银行从业人员的生存压力不断上升。据统计，自今年初以来至今，银行业出现了覆盖从高层到一线的离职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行业董监高密集主动离职30余人。
“地位下降了，收入缩水了，难度更大了，所以我走了。”黄源(化名)这样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作为一位从业30年的国有银行信贷主任，在被提拔为支行行长的关头，自己却选择了离职。
像这样的骨干离职，并不是个案。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无论国有银行还是商业银行，亦或上市非上市，均出现覆盖从高层到一线的离职潮。
今年1月，民生银行(600016)原行长毛晓峰因个人原因请辞。2月，交行第一副行长钱文辉辞去交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等职务;上海银行董事长范一飞提出辞呈。3月，兴业银行(601166)副行长陈德康、中行副行长岳毅及中银香港副董事长等提出辞职。4月，浦发银行(600000)行长朱玉辰请辞行长职务。6月，建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行长张建国递交辞呈。10月，宁波银行(002142)副行长洪立峰、浦发银行副行长穆矢以及上海农商行副董事长、行长侯福宁等提出辞职。甚至于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行长曹彤任也在任职不足一年之后匆匆离职。
“不到一年内，全行业董监高密集主动离职30余人，这在我国25年银行史上并不多见。”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说。
“银行人选择离开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随着金融服务的创新深化，信贷管理、工具使用、产品定价、风险预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是各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考核让人感觉力不从心，三是知识的更新跟不上现在银行从业的需要。”黄源说。
互联网是银行“挖角”大户
蓬勃兴起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吸引大量银行人才一试身手。日前正式上线的小马金服CEO张诚此前是包商银行小马bank总经理，小马bank团队10余名人员也随之离职包商银行加盟小马金服。
事实上，从银行体系脱身转而创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例子比比皆是。P2P企业玖富创始人及CEO孙雷、执行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刘磊、首席市场官王志成均曾在民生银行任职，副总裁兼首席人力官张冬成此前曾在工商银行(601398)工作十多年。
此外，融资易的创始人之一李怡新是原广东省农业银行(601288)副行长、原广州银行副行长，郑勤金融的创始人郑勤则是原深发展广州分行行长，后来曾成为华兴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当两人开启创业之旅后也引来不少在银行的旧部加盟。
除了创立互联网金融企业，也有不少银行人士转身成为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高管。原杭州银行行长俞胜法和原招行零售网络银行部总经理胡滔都加盟蚂蚁金服，出任副总裁。万达互联网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日前成立，新公司的操盘手是原建设银行(601939)投资理财总监兼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王贵亚。
业绩压力大是“跳槽”主因
高端人才出走还可以解释为是追求更高的个人价值实现，可现在银行基层员工跳槽的也不少，而且也不是在银行间跳，甚至有支行行长称再也不会回到银行体系。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扔掉手里的金饭碗呢?有业内人士吐槽说，银行业现在的压力太大了，收入却有只降不升的趋势。“对于支行长而言，近两年有两个考核指标最为敏感，也是促使一些人选择离职的核心因素。其中第一个就是存款的考核任务，第二个指标就是不良贷款的情况”。
去年以来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让银行的揽储压力倍增。今年股市红火，银行存款又搬家去了股市，有的支行每天从银证转账系统都能流走几千亿元。因为存款急剧下降，很多银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焦虑不已。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已是不争事实。这些考核指标与银行人员的收入息息相关。既劳神费力，又收入下降，于是很多人选择跳槽。
警钟敲响：不良双升 利润陡降
业内人士普遍预计，受实体经济低迷和宏观经济下行的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上升趋势。即便是未来两三年实体经济复苏，考虑到银行贷款的滞后性，不良率的反弹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与此同时，银行业的利润却在不断下滑。
三季度银行信贷资产数据显示，多个省份银监局公布的当地银行不良资产率均已突破2%。浙江、广东、山东三省的不良贷款规模则已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浙江达到1778亿元，广东、山东则分别达到1410亿元、1219亿元，三省合计达到4400亿元之多。
具体到机构方面，截至10月31日，16家上市银行全部披露三季报。截至三季度末，16家银行中有15家银行的不良双升。其中，农行不良率最高，为2.02%，也是惟一一家不良率攀升至2%以上的国有银行。其余上市股份制银行不良率在1.3%至1.6%之间。
另一方面，各地银监局数据显示，河北银行业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同比减少19.54亿元;广东当地银行业税后利润同比下降9.97%;山东当地银行业净利同比下降9.99%，陕西当地银行业净利润同比下降9.78%;厦门银行业净利润同比也下降3.48%。局势最为严峻的是重庆地区，三季度末该地区银行业利润已下滑为负增长11.29%，剔除其他类金融机构后，商业银行净利润更是同比负增长34.16%。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平均来讲还是不高的，但2%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水岭。在他看来，银行不良率在2%以下都属于比较健康的状况，除了个别银行，当前商业银行总体的资产质量还是处于健康的状况。如果个别银行不良率偏高且超过2%，则需要及时采取完善的风控措施。
一位从业近20年的某股份制上市银行资管人士表示，如果仅仅考虑传统的存贷业务，银行过去很长时间都是靠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来盈利的。“比如说原来银行的息差是3，也就是说银行通过借贷100元能赚到3元钱。如果不良率高过3%，意味着它的风险成本高过了它的毛利率，那这种情况对于银行来说绝对是危险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整个银行业的平均息差水平大概在2.5%左右。此外，银行还要刨去人工成本，所以说，如果银行不良率逼近2%的话，就很危险了。”该名资深人士表示。
告别“黄金时代”：银行客户越来越难维持
银行业的“好日子”在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下似乎走到了头，同业竞争开始起步，信贷产品日益多元。在此背景下，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手段千行一面，让客户关系更加难以维持。
有专家表示，当前银行业面临更多是一轮“调整”而非“衰退”。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银行能够承受的坏账水平远远超过2.5%。因为不良贷款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损失，不良率和损失率是要区别开来的。不良贷款率意味着出现有瑕疵的贷款，但是很多有瑕疵的贷款价值回收率是很高的。一方面，很多贷款都是有抵押的，即使借出去的贷款不还银行了，并不意味着银行就会损失，银行有可能要回抵押的房子，比贷款更值钱”。
事实上，在部分银行业人士看来，我国商业银行重新问世至今，无疑走过了数个“黄金时代”。商业银行最初的主要业务是按当地财政计划为国有在建项目企业贷款，从业人员的称谓相应的是“拨款员”而非信贷经理。出现贷款无法收回的情况，则由财政年终统一扎帐兜底，作为个体的从业人员几乎没有压力。
“至少从80、90年代开始，‘在银行上班’都是一句非常体面的开场话。”回忆起1987年入职银行，已经离职的53岁的黄源仍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同时，金融知识的匮乏，让当时的客户关系几乎无需维持。“例如上世纪90年代前后，银行的客户非常听话，因为他们都觉得金融这东西‘很复杂，很神圣’，你让他往东他不敢向西看一眼。另外，利率很低，也没什么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
优厚的待遇则是这份工作最受羡慕的部分。“行长18级、一般干部19级，行长90块的工资、一般干部70块左右，我能拿到50多块，记得当时我买了块山城牌手表，60块钱，那个时候这东西相当于现在的劳力士，就是我攒了两个多月工资买的。”而历史资料显示，同期事业单位人均月工资收入不足20元。
这样的日子在2004年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下，发生了一些变化，同业竞争开始起步，信贷产品日益多元，称谓变成了“客户经理”。“信贷终身制的引入，尤其是信贷终生追责制，意味着如果有一笔不良，就算你离开了原来的单位，也会找到你。”黄源说。
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手段千行一面，让客户关系更加难以维持。“大中小银行维护客户的根本手段都一样。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信贷业务基本可以称作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各家银行间的利率可谈空间会被迅速拉开，股份制银行在操作上更为灵活，优质客户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增大，对信贷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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