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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孟二冬教授心得体会

时间:2017-02-27 14:05:56 编辑:思冰 手机版

这些年来,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了。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强调指出,教授两年未给本科生授课,其“教授”称号将被取消。教授不上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能上课、不必上课和不愿上课。

所谓“不能上课”,就是指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因担任科技攻关重任、或因跑课题和申请科研经费,或因带研究生较多,或因社会兼职不少、社会活动频繁,而分身乏术,无暇他顾。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经费申请,评审太复杂,过程太琐碎,因此耗费了教授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再如教授带研究生的问题,某些学校每名博导平均要带上七、八名研究生。连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给本科生上课了。至于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因社会兼职过多,而在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为例,其实“职”虚“衔”,加起来多达200多个。他面对“开会专业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窍门”。开会期间,除跟着别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季羡林逾90高龄,已经不属必须上课之列)。另外,说到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在“双肩挑”:一肩挑学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学。事实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挤压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的时间。

所谓“不必上课”,就是“教授”的职称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课时任务”的约束了。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学校对教授仍有课时要求,但是科研时间可以折算成课时的规定,又让这一要求落空。

所谓“不愿上课”,有观念影响和利益驱动两重因素。观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在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二、三流”教授搞教学。于是,有的教授担心被人视为“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课。利益驱动方面,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在有关会议上说过,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的年薪为七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搞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一点课时补贴。而到外面“走穴”,却可凭十分丰厚的“开口费”而致富。如应邀去某大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讲课,或者去考研培训班面授应考“机宜”,出马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学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内上课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课的势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对策”表现在“逃课”、“代课”、“混课”几个方面。课表上已有安排,到时无人上课,这称为“逃课”;课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课,进课堂的却是某教授的研究生,这称为“代课”;不备课就进课堂,东拉西扯,这称为“混课”。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飞来飞去。常常是从机场出来,就直奔课堂。“有些任课‘名师’一上课就说‘我刚下飞机’,然后就开始谈他这次出去的所见所闻,或者随便翻翻他电脑中的材料,一节课很快过去了”(顾爽:《有一种‘名师授课》,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孟二冬是一面镜子,我们应对着这面镜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个榜样,我们应像他那样教书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课堂上喜欢以“我刚下飞机”为开场白的某教授,应当明白乘飞机“走穴”,无准备上课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请再不要拿“我刚下飞机”说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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