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是澳洲著名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出国留学，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传媒专业学生学习经验分享，供大家阅读查看。
悉尼大学建于1850年，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声誉最好的大学。学校的主校区位于悉尼市中心，校内古老与现代的建筑融为一体，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校园风景线。学校师资力量也很雄厚，博士生和硕士生人数均为全澳大学之最，其本科与研究生课程专业设置十分广泛，也是全澳大学之最。作为澳大利亚八大名校、TIMES全球排名前40位的大学之一，悉尼大学的毕业生在全球各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04年初，我如愿拿到了悉尼大学传媒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了我为期一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涯。身处悉尼的那一年，我体味了异域的美丽与风情，遭遇了学习中从未遇到过的难题，也有幸遇到了一些可敬的老师，这些经历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如昨。
我的课程我做主
刚开始在悉尼大学的学习生活，我就遭遇了留学生涯的第一个难题：选课。
悉尼大学被誉为“南半球的牛津大学”，拥有全澳大学中最广泛的课程覆盖面，18个学科分属三个学院，每个专业的学生都拥有诸多可供选择的课程：从会计学到土著学研究，从计算机科学到刑法，从运动训练科学到环境工程，从海洋研究到音乐，从通讯到泰语……各种课程，各具特色。学生可根据专业需要以及自己的兴趣，自行选择所要学的课程。作为传媒系媒体实践专业(Media Practice)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为了完成学位我需要修满48个学分，选八门课，其中包括四门必修课(Core Course)和四门选修课(Elective Course)。必修课是传媒系为媒体实践专业设置的核心课程，包括新闻写作(News Writing)、媒体关系处理(Dealing with the Media)、媒体实践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Media Practice)和国际媒体实践(International Media Practice)。选修课可选的范围有十几门之多，涉及传媒、文化、国际关系、语言学、法律等几大专业。如此多的选择不禁让初来乍到的我有点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与美国导师协助选课的导师制度不同，悉尼大学没有老师指导学生选课，学生只能自力更生。我在慌乱之中为自己制定了一条基本的选课原则，那就是入选课程既要符合个人兴趣，又要有职业导向作用。幸好悉尼大学给了两周的选课适应调整期，在这期间学生可以增加或删减课程。于是，在这宝贵的两周里，我同大多数的新生一样，神情严肃地穿梭于学校各个校区的教学楼，尽可能地试听了各门可选课程。有一些课，我只听了一次就果断地将其从备选名单中除名了;也有一些课，我虽然喜欢，但是综合考虑了兴趣爱好和职业导向作用，最终也忍痛割爱了。在这两周的摸索中，我还得到了另一条标准，那就是多听取老生对课程的评价，尤其是对授课教师的评价。因为有的教授对考试要求极为严格，一学期下来会有多名学生被其“斩于马下”，对于这类教授的课程要慎重选择，毕竟分数对中国留学生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及格意味着来年要重修学分，不仅留学时间延长了，多出的学费和生活花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经过两周的试听、对比、分析、思考，我终于最终敲定了四门选修课，攻克了我留学中遭遇的第一个难题。
我的课堂我的“班”
两周的选课时间结束了，往日喧嚣的校园一下安静下来，仿佛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在终于正式开始我的异域学习生涯时，我发现这里和国内的学习方式迥然不同：教授的授课节奏快;学生要积极参与讨论;学生还没有固定的班级。
到澳大利亚之前，我原以为语言会是最大的障碍。但我去了才发现，语言关其实很容易攻克，至少听懂老师的授课内容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障碍在于如何去适应教授的授课方式和课堂形式。悉尼大学老师的授课方式和节奏与国内的很不一样。这里每一节课的信息量都很大，内容基本上是老师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最新研究心得，而不是对“教科书”的照本宣科。最要命的是，我所选的八门课程，没有一门有所谓的“教材”!上课时，老师一般会发一些当堂课的讲义给学生，然后就开始侃侃而谈。运气好的时候，有的老师会在快下课时提前发下一节课的预习材料给学生。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要做好准备上一堂没有预习、没有教材的课。对于这样的授课形式，我的体会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狂轰滥炸。一堂课下来，大脑接受的信息量非常多，而这些信息多半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理论、专业术语和人名。如此多的新信息就这样灌输到我的大脑里，让我在备受摧残的同时，也无比怀念以前在国内念书时那种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细致的授课方式。课下问其他同学，发现他们也和我一样，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节奏。
为了适应教授的授课方式，每天的课余饭后，我开始“泡”在悉尼大学的图书馆里“啃”书。我查阅各种资料，弄懂老师课上提的每一个专业术语，把老师的授课内容重新学习一遍，直到全部理解为止。如此一来，我逐渐跟上了老师的授课节奏，也慢慢适应了这种授课方式，并开始体会到这种授课方式的可取之处。悉尼大学的老师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平日里都窝在办公室里研究学问，常有论著见于学术刊物，而他们也会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课堂上公布于众。所以，作为这些老师的学生之一，我能在课堂上接触到一些前沿的理论，分享他们的智慧结晶，无疑是一件幸事。而且，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授课方式不仅锻炼了我的自学能力和解决学术问题的能力，更磨练了我的意志。
悉尼大学的课堂多以lecture和seminar的形式进行，前者主要以老师讲述为主，后者则是师生互动较多。悉尼大学的课堂非常看重学生的参与意识，老师所提的问题一般没有简单的答案，老师经常鼓励学生从多角度阐述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互动方式我在起初有些不适应，但克服了最初的羞涩和恐惧后，我开始积极地融入到课堂讨论中。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讨论中，那些疑难问题其实到最后并没有讨论出确切的答案，依然充满万般悬念，但这反而留给学生极大的思考和创新空间。
在悉尼大学，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不属于某一个固定的“班级”。学校专业众多，但却没有班级的概念。学生入学后，学校会为他们进行注册，并给他们每人一个账号，以方便他们登陆学校网站进行选课、选老师等操作，以及在网上查看课程安排、学分、老师的讲义、考试时间等信息。学校为每个学生建立了电子档案，包括学生的学习、学分、课程安排等信息。学校同时还利用网络安排教学、社团等活动。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学习个体，没有班级、班主任，也没有同班同学的概念，上不同的课，就会“邂逅”不同的同学。我总共选了八门课，也因此拥有八个“班级”的同学。这些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每个“班级”都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了。在这种联合国型的班级中学习媒体、文化和国际关系课程颇有益处，因为大家讨论的案例都是发生在各个国家的真实事例，不同国家的学生拥有不同的视角和看法，如此“百家争鸣”式的讨论方式让我学会了多角度思考，受益匪浅。
我的教授我的“灯”
我所在的悉尼大学传媒系每年的录取人数不少，但它的教职人员规模在所有院系里算是最小的。传播系的全职教职员工只有寥寥几人，行政人员只有一个秘书，系主任同时兼任行政事务。决定申请传媒系之前，我还一度为此犹豫了很久，颇有些担心传媒系的师资和教学能力，但来了之后却发现自己真是杞人忧天了。
我所就读的是传媒系媒体实践专业，而这一专业老师的授课实力不容小觑。就拿四门必修课的老师来说吧，他们都是传媒系外聘的客座教授，其中不乏来自悉尼知名媒体的名“记”名“编”们，这些媒体包括《澳大利亚人报》(Australian)、《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先驱报》(Herald)、《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和《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等。其中《澳大利亚人报》是全澳第一份全国性报纸;而《悉尼先驱晨报》则是至今连续出版的全澳最古老的报纸，迄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诞生于这些媒体的名“记”名“编”们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多年，拥有丰富的媒体实践经验，他们来教授新闻写作、媒体关系处理、媒体实践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以及国际媒体实践这四门重实践和经验的必修课，无疑为这些课程赋予了别样的生动场面和深刻涵义。从这些客座教授那里，我有幸学到了第一手的媒体实践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
除了四门必修课，媒体实践专业的学生可选的选修课也很多。我同本专业的大部分同学一样，选择了语言、文化、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这些选修课与必修课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而这些课程的授课老师不再是“半道出家”的客座教授，而是各院系的专职教授。这些教授少数为澳大利亚本土人，多数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体现了悉尼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世界名校风范。
我所选的国际关系课的授课老师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教授，他来悉尼前曾在几大洲的高校教授国际关系课程，自己还开了一家战略咨询公司，拥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惠及到了每一个学生，颇受大家的欢迎。因选他课的人太多，学校不得不为他调换大教室以容纳更多的学生。而我最喜欢的教授是一位教授语言学的德国中年女教师。她的课程也是被最多学生选修的语言学课程之一，她擅长将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融入到语言学课堂中，将原本抽象、枯燥的语言学知识诠释得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大家太喜欢她了，以至于听到她带着德国口音的英语口语或是看到她为我们批改得满篇都是红色的论文，都觉得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得益于这位德国老师别样的授课方式，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也愈来愈浓。这门课结束时，我与加拿大同学Kim和挪威同学Brit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题为《有关拉丁美洲的旅游册子中所反映的游客与当地人交流问题的研究报告》，得到了D (Distiction，最高等级)的好成绩，为这门课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今，我早已结束悉尼大学的学业，回国工作。再度忆起异国求学的那段经历，我依然有很多感慨。对我来说，留学的最大收获不是亲身体验异域的美丽，不是将悉尼迷人的蓝天、白云和海滩尽收眼底，不是那些在课程上学到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不是那烫金的学位授予书，而是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面对困难不退缩的勇气。随着时间的流逝，课堂上的有些讲义已经显得过时，老师口中的“金玉良言”也已经淡忘，但在留学中练就的解决繁杂问题的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却一直没有消失，在与时间的对抗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