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国掀起涨薪热潮之时，垄断性行业央企薪酬改革潮正在蔓延。继2009年央企盈利排名第一的中移动宣布“降薪令”后，资产排名第二的国家电网近日悄然启动降薪计划。
据透露，是次降薪范围从总公司到各省级电网以及各发电厂，降幅最高达到整体工资的30%。虽然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并未正面证实此事，不过，改革央企薪酬制度一直是国资委的重点工作之一，而垄断央企降薪将是大势所趋。
央企高层加薪与降薪与否，原本不该成为新闻，绩优涨薪绩差降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之所以会引发关注，只因长期以来其薪酬水平既与经营业绩脱节，又高得让人羡慕嫉妒恨，而有关部门虽有央企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却并不具有刚性约束力。这种明显不合理的反常现象，一直备受公众诟病。
舆论和公众围观央企高管带头降薪，实际上寄予了对健全、完善国企和央企考核分配制度的强烈期待。在现有企业制度下，央企高管及员工，涨薪不能搞随意性冲动，降薪也不能只靠“觉悟”，必须要靠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来调节，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发挥薪酬制度的激励效应，增强竞争动力，促进经营业绩和效益的增长。
对于个别央企高管带头降薪应该给予肯定，这种自动自发行为具有一定示范和标杆意义。在肯定这些央企高管行为的同时，也折射和暴露出对央企管理、监管上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媒体对个别央企高管自动降薪使用了一个“实属罕见”用语，其背后说明央企作为一个市场细胞，长期以来高管鲜有自动降薪的，央企高管薪酬“只涨不降”从此得到了印证。更加证明长期以来无论对央企在资源配置上，还是央企内部劳动薪酬管理上与市场这条轨道偏离很远。
这次个别央企高管自动降薪是一种自动自觉的意识品质，暴露出央企薪酬管理与其经营效益没有挂钩，央企薪酬与绩效没有制度约束。这就给人一个印象：自觉意识高、觉悟高的央企高管可能自动降薪，这完全是一种个人主观行为，反之，觉悟低、自动自发意识不高的央企高管照样拿着天价高薪。
当然,对于央企也应该按照类型区别对待,从大的方面应该分为两类:一是承担社会责任较重的国企,比如:自来水公司、电网等,这类企业绩效与薪酬约束应适度弱化。因为这类企业旱涝保收、竞争性不强、岗位稳定、安全性高,不应该享受过高的报酬。二是承担经营盈利任务较重的企业,这类企业应该实行严格的绩效和薪酬挂钩制度。同时,这两类企业都应该保持必要的透明度,让民众媒体真正实现对其监督。
数据显示，2010年和2011年，国资委下属的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至70万之间。一名国有能源企业的高管表示，在他所在领域的央企老总一年能获得100万元人民币的薪酬，那些在国有大行或金融央企工作的报酬更高。
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董事长姜建清的薪酬收入为近200万元。相比之下，一些部级干部年收入仅为约20万元。但是，部分高管仍然与西方大企业高管比较，抱怨收入太低。
另外，让国人诟病的还有国企高管薪金之外，职务消费带来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更是备受争议，一些高管将个人的吃穿住行玩囊括到职务消费中，假公肥私，甚至利用制度漏洞把钱直接揣进腰包，滋生隐性腐败。
有专家指出，时下国企薪酬现状有两大不公。其一，在有的国企内部，一线员工工作量大，待遇却低。而一些国企负责人不仅享受着行政化待遇，而且拿着高薪以及非货币收入。更有甚者，一些央企在出现巨亏时，高管待遇竟依然不降。有数据显示，金融、能源领域国企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工人的按劳分配与某些企业高管的按需分配形成了鲜明反差。
其二，与社会其他行业相比，一些国企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巨额利润，可是即便坐拥垄断地位，一些国企竟然仍旧年年苦喊亏损，以此向国家要财补，并且动辄涨价，与民争利，与其国企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完全脱节。
然而国企高管降薪何其难亦，虽然国企高管数倍于同级别的官员，但是，部分高管仍然与西方大企业高管比较，抱怨收入太低。2002年，中央曾表示将推动改革并将国企高管薪酬水平限定年薪在“不超过职工平均收入的12倍”。十年过去改革并未推进。
所以把央企高管的薪酬水平降下来要靠制度，不能靠高管自身的思想觉悟，是因为央企高管的思想觉悟并不高。他们拿高薪往往理直气壮，理由是“与国际接轨”，与华尔街高管比，再一个理由是自认为是企业家人才，对企业发展贡献大，拿高薪理所当然。
从央企资产的国有和全民性、垄断性和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看，他们的理由是不值一驳的。但一提央企薪酬高，高管们就抱屈。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武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邓崎琳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我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实行“高管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