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才制度革新的理念参考
以美国科技重镇硅谷为例。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和Kauffman基金会的一份联合调查结果，1995-2005年在硅谷创办的高新科技公司中，有52.4%的公司由移民所创办。图1展示了1995-2005年包括位于美国硅谷(北加州)、纽约、芝加哥等11个科技创新园区中移民创办公司所占创办公司总数的比例，其占比在18.0%-52.4%之间。由此可见，移民是美国多个科技创新园区中创业的重要力量。目前这个比例还在增长。由于因特网的出现，很多移民老总实现了在世界不同地方通过现代通讯技术管理企业。因此，拿到绿卡后在美国的时间每年只有6个月。有的绿卡持有者甚至向移民局申请旅行蓝皮书(或白皮书)可连续两年不回美国。
从移民创办公司所属行业来看，在生物医药、先进制造、软件、计算机通讯、半导体集成电路等行业中移民在美国相关行业中创办公司所占的比例在20.0%-35.3%之间。图2给出了1995-2005年各行业的相关数据。因此，移民也是美国各行业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力量。
根据Kauffman基金会的这份联合调查结果，移民在美国创办公司之前，平均需要积累13.25年的经验，也就是说，平均需要度过13.25年的适应期(包括大学或研究生学习期间)，然后才全心全意开始个人真正的创新创业工作。13.25年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看起来仿佛都是个需要耐心等待的“漫长”的积累期，但是美国移民局每年11.5万特殊技能的移民数量保持不变，而且这些移民可在不同的行业内进行流动，因为美国的人才理念认为只要曾经在一个领域成功过，那么当他流动到另一个新兴行业或领域时，通过学习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种每年不断“输入”的移民新生力量，以及允许自由行业流动的人才政策，正是保持美国科技创新创业强劲势头的原因，也是可以允许13.25年个人发展适应期合理存在的理由。
启示：我国用好移民人才还需三板斧
美国科技创新创业中的移民力量及对应的人才政策，有如下三点启示：
一是进一步提升国家人才的国际化程度。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以劳工低成本姿态进入世界经济体的状况已不可能，必须有国际化的人才支撑中国发展进入世界经济体。从老一辈回国的“两弹一星”专家们对于国内人才团队的引领和影响作用来看，国际化程度是人才或人才组队的重要条件。目前来看中国人才的国际化程度严重偏低。美国大学联盟(AUU)61所大学中有12所大学的现任校长是外国移民(比较出名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现任校长Reif教授和伯克利大学的前任校长田长林教授)。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一年引进几百个“千人”回来显然不够。中国的985/211大学是否可以引进外国教授作校长?
二是更好地发挥已引入人才的作用，要为留下来的人尽快创造实质性条件开展创新创业工作。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有的海归在申请前国内聘方所许诺的条件与回国后的实际情况反差较大所以有“退堂鼓”之意;有的海归长期为国外保密岗位服务，有心回国创新创业但自身没有做好充足的法律准备;有的归国后没有担任指挥千军万马的“将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的海归带着最新的技术构想或蓝图归来却被泼“美国还没有搞成，你在异想天开”的冷水;有的留下来坚持的海归因为创业赢利周期较长而遭遇“冷遇”等等，回来创新创业的海归们所遇到的问题不一而足。如何切实有效地创造条件协助他们处理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境或困难就非常重要，这些条件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何帮助海归人才度过可能“漫长的13.25年”个人适应期，如何创造可自由流动的去到最适合自己地方的宽松人才发展氛围。
三是海归人才必须与本土人才相互结合组成更好组队。
海归们回来了，洋博士与土博士结合了，如何合作?海归所创办的企业在后续创新与创业的平衡中，有可能为了解决最初的生存问题，为了今天一元钱的收入放弃明天的一千元，急功近利的思想可能会使本来担负着创新使命的海归们，创新的砝码越来越小，企业赢利模式可能进入低附加值的死胡同。海归们要勇于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勇于创造自己的品牌，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在坚持创业创新的历程中，海归们可以有意识地与本土人才相互协作组队，形成既有国际视野又可快速适应本土的互补“变形金刚”团队。
中国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应对改革深水区的科技创新需求，如何更好发挥人才的巨大力量，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世界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科技创新创业中移民力量的启示，希望能为中国创造创新孵化的自由氛围，成为真正创新创业的国度提供理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