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贞观元年627年，才坐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就面对一个问题，朝廷的官吏太多，朝廷的负担太重。同时才经战乱的民众急需休养生息，更不宜加重赋税。提高效率，节约财政便成为朝廷的首要问题。于是就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而且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认识到真正需要裁的人员和阻力在哪里。首先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追随唐太宗李世民多年，说白了就是为了有一碗饭吃。主人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跟着吃肉喝汤，现在可好，从他们身上开刀，谈何容易。于是问题又转回到唐太宗李世民那里。坚决支持裁员工作的唐太宗李世民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
主人发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他们便大刀阔斧地开始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这次明君良相的精诚合作，不回避矛盾，从根本上动手，从最大的既得利益方面入手开刀，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执政基础。
明朝崇祯时期，后金政权的不断侵扰，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朝廷财政很自然就出现了困难。崇祯不是一个昏君，而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也认识到朝廷需要裁员增效才可以以摆脱危机。但不同的是当时的朝廷大吏没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名臣，而且崇祯不是唐太宗，看不到事情的本质。于是裁员的对象不是从消耗国家巨大财富的皇亲官吏开始，而是选择了最基层无权无势的工作人员―――驿站工作人员开刀。
结果是节约的银子不是很多，却给朝廷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被裁掉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更关键的是，这些驿站小吏中有一个人名叫李自成。最后，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走上了造反的路子，正应了那句“大明若亡，必亡于流寇”的那句名言。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只有自食其果了。
由此可见，裁员增效这个方法没有错，但是裁员的方向不同带来的后果却有天壤之别。唐太宗李世民君臣们裁员，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自上而下，不仅达到了既定目的，而且裁员确实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拿弱势人员开刀，虽然当时小有成效，但是却埋下新的社会矛盾，种下了恶的种子。假以时日，恶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就会给社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