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学年论文

大学生学年论文1

　　一、我国行政法的起源

　　 关于我国行政法的起源问题,学界曾经有不同的看法。有法制史学者认为我国行政法在古代就存在,而且已经有专门的法典,例如《唐六典》《清会典》等。而这些法典只是在特征上与近代行政法不同。有宪法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是不存在行政法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与法治的产物。两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何者为正确的关键点在于对行政法这一概念是如何定义的。

　　 所谓行政法就是规定公共行政管理活动,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包括退则和原则)的总称。不难发现周佑勇教授是从形式要件下的定义。换言之,一部法律只要在形式上符合“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和“法律规范”两个特征即可称之为行政法,并无实质要件要求。古代“行政法”可能符合形式要件,但是不可能符合“实质要件”。而行政法的实质要件乃须体现民主与法治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导人认为国民政府的政权是“反动”的,法律作为政权统治工具,于是毫无保留地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行政法准确地来说应属于“产生”而不是“发展”。

　　 不过,“随着高度集中的体制逐步形成,行政法产生的基础逐步消失”。如果此时有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也是属于国家计划管理和控制社会的手段。行政机关把权力深入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被纳入到行政隶属的系统中。在这种体制之下导致的后果就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群不分、政经不分、政社不分”,行政权不受任何约束。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去行政化”。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人身隶属关系,企业改制、事业改制等行政机关内部的变革转变了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等。国家不再是超越社会,不受社会约束的“巨灵怪兽”,而是我们这个世俗社会中维持公共秩序者;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也不再是行政组织中听凭摆布的孩子,他已经或将要走出家庭,自立门户,成为社会生活中独立的主体。换言之,国家与公民都是各自独立的、平等的主体,国家也可以成为“被告”。随着《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相继出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学界关于行政法核心概述

　　 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作为行政法核心去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界是普遍认可的。由于行政权自身的特性,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它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不管怎样,行政法学终究还是权利义务的学科。学者们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从价值考量、目标选择方面解读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关于行政法核心的观点。

　　 “管理论”和“控权论”是对行政法的核心问题的传统解答。这个解答围绕着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展开。“管理论”认为行政主体与公民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把公民置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张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维护行政特权。以这样的原则来构建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管理理论”。“控权论”的学者多强调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主张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控制行政权,认为只有行政权受到严格控制,公民权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点是突出监督行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控权理论”。

　　 “平衡论”的代表性人物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罗豪才教授。他在《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中认为,“……主体地位平等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我国当前转型的社会形态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对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保证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 “公共利益论”的代表性人物为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周佑勇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叶必丰。周佑勇教授在他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中认为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基本观点是:从利益关系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法的基础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它决定着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性质和特点、内容和功能、产生和发展等。

　　 三、我国行政法核心应为“控权论”

　　 (一)行政法的任务在于控制权力

　　 在现代法治社会,行政法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以及“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中推演出来,也即是说,要讨论政府存在和运行的正当性问题。行政法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将行政权力纳入法律规范范围之内,当法律授予政府权力以后,必须对其实施和运用实行必要的限制。因此,行政法产生之后的最初任务就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但是随着行政法的发展,行政法的功能越来越广泛。行政法中包含的行政职能没有被消除,而是被规范起来,同时行政法赋予行政主体更多的社会职能,诸如受益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职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不再只是管理民众和官员,行政法之后承担着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能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笔者不惮去评价上述学者关于行政法核心问题的见解,无论是“管理论”还是“公共利益论”,因为都有其合理的一面。需要指出的是罗豪才教授所主张的“平衡论”。该学说逻辑起点在于“正因为现在不平衡,所以要追求平衡”。行政权和公民权两者虽然都有“权”,但是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这就回到了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权力的特点是单向性的、支配性的。权利的特点是可选择性的、受益性的。当两者发生关*的时候,权利如何去同权力平衡?因为权力运行条件就是需要不平等,要公民权利去同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相平衡,这岂不是违背权力运作规律?

　　 总而言之,对于行政法核心问题的探索,学者们在做着类似于“盲人摸象”的事情,但是只要“摸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的庐山真面目就一定能够揭开。

　　 (二)“控权论”抑制我国行政权滥用

　　 尽管我国行政权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但我国行政法存在至今却不到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行政法,民国时期的行政法也只是“昙花一现”,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改革开放之后产生和发展的,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出台为重要标志。正如台湾学者陈新民所言:“吾人回顾横亘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之所以为时代潮流所淘汰及为人所诅咒,主因在行政权力的肆行不驯及无法或不愿以法规范来拘束之。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专制独裁国家,其特色不在于行政权力的滥用,而为虎作伥地荼毒生灵,迄今史册上犹见其斑斑血迹。”传统我国行政权一权独大,立法权和司法权往往依附于行政权,这容易导致行政权的滥用。一部中国行政权运行史,就是一部权力滥用史。

　　 不仅如此,将行政法核心问题定义为“控权论”可以解决当下行政权过大,立法权被架空,司法权地位不高的尴尬局面。行政法核心问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当行政权控权这方面做得比较完善之时,或许“公共利益论”“政府法治论”便成为了焦点。因此,该问题是有阶段性的,某个阶段解决了一种问题,比如当下的行政权滥用问题严重——“控权论”——就是核心。

大学生学年论文2

　　摘要：

　　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飞速发展，而旅游行业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柱产业。大学生作为我们国家的新鲜血液，具有好奇心强、求知心强敢于冒险等特点，大学生旅游市场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过20xx年3月份对锦州市渤海大学、锦州市渤海大学文理学院、渤海大学高职学院、辽宁工业大学、辽宁医学院等五所高校的743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卷从大学生旅游行为、旅游消费动机、旅游心理等方面来了解大学生旅游消费情况。收回有效问卷382份，有效率达到95.5%。同时对问卷进行效度和信息检验，结果显示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

　　关键词：

　　旅游消费；旅游发展；旅游市场

　　一、旅游消费态度

　　大学生有着强烈的求知、求新、求奇、求美的心理需求，他们并不甘于每天只在学校里“死读书、读死书”。根据调查显示，有83.6%的学生比较喜欢旅游，愿意旅游，而相反的只有9.33%的学生不喜欢旅游不想出去旅游。显示结果说明，大学生十分渴望旅游，市场开发潜力巨大，然而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大学生消费旅游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差异来制定不同的旅游方案以吸引大学生旅游。

　　二、旅游消费动机

　　大学生旅游动机多种多样，而且根据不同地区差异，各个高校的情况也会不同。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在所调查的锦州几所高校中，求新和好奇心理产生旅游行为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探亲访友。相反，炫耀心理和解压心理占的比例较少。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应该根据大学生不同的消费心理偏好制定适合不同类型学生的旅游产品。

　　（一）求新心理

　　每个人都具有求新心理，尤其是21世纪的大学生对任何事物都有着好奇心，对新鲜事物也想去尝试。离开自己一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看看当地的民俗风情，品尝在学校吃不到的小吃，欣赏从没见过的景点景区，这些新鲜的事物对大学生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具有求新心理的消费动机占总人数的28.3%。

　　（二）求知与好奇心理

　　大学生除了平时上课以外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通常是教室和寝室两点一线的状态，为了丰富业余生活和人生阅历以及增长见识和知识，“出去走一走”成为大学生心中的普遍愿望。通过外出旅游的方式获得很多课堂内学习不到的知识，也是大学生旅游消费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参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可以探索其相应的丰富多彩的知识；参观历史遗迹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回顾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历史事件；参观动物园海洋馆可以体验神奇奥妙的动物世界……好奇心是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之一，对其他城市的好奇心也驱使着大学生想走出“象牙塔”，成为旅游大军中的一员。求知与好奇心理是大多数大学生出行旅游的原因，根据数据显示占总人数的39.6%。

　　（三）从众心理

　　一般来说，从众心理指的是群体成员的行为，通常具有跟从群体的倾向，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和意见与群体不一致，或者与群体中大多数人有分歧时，会感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促使他趋向于与群体一致的现象。大学生离开了父母，离开家的避风港突然进入集体生活可能会很不习惯，所以在学校里大多都依赖身边的同学或者朋友。这时候会出现胆怯、孤独、害怕被孤立的心理，当身边的同学或朋友说要出去旅游，那么基于以上心理特征，大多数人都会出现从众心理，即使不是特别想去，但是害怕不合群交不到朋友而随大众。从众心理也是大学生旅游消费动机之一，但是所占比例不大，占总人数的8.3%。

　　（四）解压心理

　　大学生活虽然比初中和高中时候轻松多了，但是还是有一定压力，比如要考相关专业证书，英语四六级，期末考试，面临的实习压力、即将毕业的就业压力……这时候就需要一个解压的渠道，我个人觉得旅游是大学生解压最合适的方式。既放松了心情，可以暂时把压力抛到脑后，欣赏中国大好河山的美景；又可以通过体验旅游目的地的风土人情而增长知识和见识；更可以避免有的学生通过玩网络游戏或者购物等其他消极方式解压。大学生解压心理的旅游消费动机占总人数的10.2%。

　　（五）探亲访友心理

　　进入大学以后，学生们会更怀念初中和高中那时候纯真的友谊。考上大学以后同学都各奔东西，有的同学想延续与老同学和朋友的友谊，会利用节假日互访拜访。这也是旅游的动机之一，既节约了时间和金钱，增进了人际交往，也提高了安全保障。根据有效数据显示探亲访友心理动机占总人数的10.3%。

　　（六）炫耀心理

　　大学生处于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时候的心理也是最难捉摸的。有的学生看到身边的同学都出去旅游了，即使他不喜欢旅游或者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用来旅游，但是为了虚荣心，为了旅游归来以后向同学们炫耀自己的经历，获得同学的羡慕，成为同学间的焦点，而不惜省下生活费、出去打工、借钱等达到旅游的目的。这样的旅游动机是不可取的。因此所占比例是最少的，只占总人数的3.3%。

　　三、旅游消费偏好

　　（一）旅游消费目的地偏好

　　大学生在选择和向往的旅游目的地的偏好上也有较为明显的特征。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大学生旅游目的地一般以自然风光为多，占总数的56.4%，选择民族风情和历史遗迹的一共占24.3%，而选择都市旅游则占8.2%，大学生一般都具有冒险和求新心理，所以现在在大学生中出现了探险旅游这样的“新潮”旅游形式，如漂流、攀岩、蹦极等。

　　（二）旅游消费出游方式偏好，

　　由于大学生有一部分来自外地，所以大部分都会选择与同学或者朋友结伴而行，占总数的73%，与恋人出游的占8%，与亲人出游的占9.4%，有的学生为了锻炼独立自主的能力也会选择个人出游的方式，个人出游的占9.6%。大学生一般都选择跟随旅游社旅游，因为大学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经济能力有限，旅行社费用比其他方式要便宜很多，而且比较安全和方便。而自己出去旅游既不安全又劳心费力。在交通方式的选择上，如果是长途旅游，一般学生会选择火车，占总人数的47.4%，如果是短途旅游一般会坐汽车，占人数的40.3%，因为汽车和火车是最经济实惠的出游方式。除了极少数家庭条件十分富裕的同学会选择乘坐飞机出游以外，很少有同学会乘坐飞机旅游，占总人数的9.1%，其余的则是其他交通方式。 （三）旅游消费出游时间偏好

　　由于大学生平时上课，时间比较紧张。所以一般都会利用假期时间出去旅游。选择寒暑假出游的人比较多，因为寒暑假时间较长，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方式和类型出游，弹性比较大。也有一部分同学选择十一黄金周出游。基于锦州当地独特的特点，有相当大一部分很多同学会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到锦州本地或者周边旅游，例如锦州本地的笔架山风景区、锦州世界博览会，或者去周边景点比较多花费又不大的城市旅游，例如大连、葫芦岛等地方。

　　四、旅游消费发展前景

　　虽然大学生消费能力没有其他阶层消费能力强，消费水平也不高，但是大学生是一个庞大并且十分有发展前途的市场，因此大学生旅游消费给旅游业带来的作用必然是积极的。 对于大学生来说，外出旅游更是学习和接受新事物启发的有效途径。他们通过旅游，可以了解世界、熟悉社会、增长知识和才干。有句古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在中国古老的年代里就对“行万里路”十分重视。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不畏艰辛踏遍中国万里河山，写下了《徐霞客游记》，其中对各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都有相应的记载，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著名的作家三毛也是一个例子，她走遍全中国，通过旅游找灵感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旅游对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人类也促进了旅游的发展。大学生更应该以徐霞客、三毛等这样为了追求自己一生的梦想而不畏艰苦的人学习 。然而现在旅游业却没有太重视大学生旅游这个潜在市场，觉得大学生旅游经济市场效益不高、风险高，而没有设计出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去吸引大学生消费群体，所以导致大学生旅游市场依然处在一个无序、缺乏管理、没有特点的境况。 大学生旅游活动的开展不仅具有增加旅游业收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利于青少年整体知识水平的发展，提高了中国整体素质文化水平，增进中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旅游业应该重视大学生这个消费群体，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消费水平，开发出具有大学生特点的旅游产品。促使大学生旅游消费群体在各个方面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使其飞速发展。

大学生学年论文3

　　自德国刑法学家郭特希密特首次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开始,关于它的讨论就不曾停止过,甚至被德国学者科斯特林称为是法学家的绝望之地。而行政刑法在不同场合又赋予的不同内涵,造成该法律体系的应用混乱。所以,只有对行政刑法的理论解释功能不断准确化,才能精确它自身的价值,这才是解决刑法与行政法具体区别与衔接问题的正确方法。

　　 一、行政刑法的理论解释功能

　　 行政刑法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因主观传播造成的意蕴变迁致使引起多国间的理论争斗,甚至存在各理论体系间名同实异,为我国法学界对该理论成果的借鉴与研究造成许多不便。20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郭特希密特以大量行政立法现象和相对应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研究为基础,提出行政与司法属于相互独立的不同概念,并由此划分为司法刑法与行政刑法两大理论体系。他认为,违反司法刑法的行为,是对伦理刑法规范的违背,属于违反法律的行为;而违反行政刑法的行为是一种形式要素,应受处罚,属于行政违反行为。刑事犯,即违反了刑事法,指具有特定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行政犯(行政秩序犯),即违反了行政法规,指对行政义务的履行适当,属于对行政利益的侵害行为,不属于法益侵害行为。这也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处罚性质与处罚宗旨上会存在很大差异。明确行政犯是对行政法中应尽义务的违反行为,是区别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关键。郭特希密特将这一论断逐渐发展形成为违法性质区别理论,纳入到经济刑法立法体系中,为很多国家附属刑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单就行政犯而言,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这就使行政刑法的定义发生了分化,例如在警察犯的判定问题上就争论不止。德国刑法立法史中提到,警察犯是对警察维持治安秩序义务的违反,应属行政违法;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则认为警察犯威胁法律秩序与安全,符合刑罚维持国家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应进行刑事处罚,并于1813年将“违警罪”划入警察刑法典作文拜因州刑法的起草内容。后来,德国符腾堡州、黑森州、巴伐利亚、巴登等州纷纷仿效。1871年,德国刑法典的立法者又将警察犯与刑事犯混为一谈,将警察犯按照传统三分法重罪、轻罪、违警罪分别处以自由刑、罚金、拘役等刑罚。该模式一经宣布,引起着名刑法学家李斯特的强烈反对。他强调,违警罪纯属于违反秩序行为,应纳入刑法典之外的其他法典。德国刑法在1975年对违警罪作出调整,将违警罪统一纳入违反秩序法体系。依据德国秩序违反法的相关规定,仅进行罚锾处罚。

　　 行政犯在德国法律概念上有狭广之分。因违反行政义务进行处罚的行为,是狭义行政犯;广义行政犯包括狭义行政犯和科处行政处罚的违反行政义务行为。与此直接相关的行政刑法在法律概念上也存在狭广之分。德国行政刑法一词从德文Verwaltung-strafercht翻译而来,也可译为行政刑罚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罚法等。由此,刑罚和行政处罚是德国行政刑法的主要制裁办法。

　　 总之,行政刑法的理论解释功能的健全主要取决于对广义行政犯与刑事犯、秩序犯与狭义行政犯在不同场合进行刑罚制裁的明确化。德国刑法典对立法中警察犯的反复定义与实践,是行政刑法解释理论的具体表现,将行政刑法直接解释为行政处罚法或秩序违反法都有所偏颇。行政刑法不是一本固定不变的法典行文,而是在对刑法、行政法立法实践的批判中积极构建的刑法、行政法、行政刑法在内的公法一体化。

　　 以上这些都反映出构建行政刑法理论过程的复杂化。行政刑法在德国都被认定为是违反行政义务的行政不法行为。行政刑法立意之初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就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属于“行政法说”的解释;因狭义行政犯处以刑罚而归类于刑事法,强调国家刑罚的统一行使权,属于“刑事法说”的解释,多被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采用。我国学者从狭义行政犯具有行政法与刑事法双重属性出发,提出“行政法说”和“刑事法说”的折衷理论——“双重属性说”。

　　 二、刑法与行政法的一体化建构

　　 实现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理论、实践的独立,是一项较难的系统化过程。一般情况下,会将该行为是违反行政义务还是违反社会伦理作为划分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标准。但是,社会伦理道德范围会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法律定义也就在不同时代不尽相同。例如现阶段频发的有害食品罪,随着人民生活质量提高,食品卫生安全备受重视,之前许多被定义为违反行政义务行为逐渐被赋予新的法律内容,对食品法进行修正。

　　 所以,对行政刑法理论的解释功能重新定义,将刑法、行政刑法、行政法进行公法一体化建构和建立行政刑法的独立学科地位,实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独立统一、相互联系的发流程规范体系,减少法律空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主要采取三种立法方式。

　　 (一)将刑法典与行政犯相分离当行政权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出现错误或是行政权严重干预社会秩序时,就会成为行政犯,这也是它的本质含义。所以,行政权成为判定行政犯刑罚方法的主要依据。没有行政义务就没有行政犯;没有行政犯,也就没有用来规范这一反社会行为的刑罚。没有行政管理行为就没有判定行政犯的违法性意识,刑罚权就更不需要了。行政刑法的这种解释功能,不仅体现了行政犯的具体含义,也是促进行政权有效行使的一种价值体现,克服了传统依靠刑罚方法规制行政犯的模式化观念。因为伦理道德观念会随着生活水平与知识素养的不同而转变、法益侵害是实行刑罚权唯一指针的局限性,把是否具备伦理道德基础、是否侵害到了法益是不能作为区分行政犯与刑事犯本质内容的标准的。所以,将我国刑法典第三章和第六章中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与刑法典相分离而独立立法是十分必要的。

　　 (二)实行散在型立法方式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对违反行政义务并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要依照行政法律设立独立罪名和定刑,直接将刑法与行政法紧密衔接。这种方法的采用,是对我国大多沿用依附型立法方式的一种创新,克服了因时代变革在刑法典中经常发生的空白罪状、引证罪状和罪状描述中的艰涩难懂、引述法律渊源的主观修正等现象,破除了刑法与行政法的割裂局面;散在型的立法方式能以及实际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具有灵活性、应时性的优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对行政法实行行政制裁与刑罚制裁一体化,职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这个权利进行法律的制定和修正。

　　 (三)将行政刑法典独立依据刑罚适用统一性要求,行政犯在原则上与刑事犯都必须符合刑法典总则规定,而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性质差异又决定了行政犯会有一些除外性规定。所以,将行政刑法典单独设立出来,就具有了等同于行政犯罪总则的同等法律效力。如此一来,就可将警察犯的出啦规则更加明确,违反秩序管理的警察犯可进行保安处分;也可使劳动改造、强制戒毒、收容管理等富有争议的行为法律化,归于司法审查行列。

　　 三、结语

　　 我国刑法与行政法的法律体系需要在时代发展中与时俱进,行政刑法理论的解释功能让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实践进行审视。为了推动刑法与行政法一体化建构,可采用将刑法典与行政犯相分离、实行散在型立法方式、将行政刑法典独立三种方式进行改革,有利于新的社会控制观念的形成,有助于法治理念的加强,进一步规避了刑罚万能与重刑主义的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