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以谢古梅、蓝鼎元为核心形成了新时期的道南学派。有关谢古梅，史载：“太史为闽之人，学闽之学，非过求于太史也”，“太史谢古梅谒告，将南归，同学荣其行也，为诗若文以送。鼎元日：‘太史于诗为伯，于文为匠，于字兼晋、唐、宋、元诸家之长，志高而行笃．学博而才宏，今之三代士也’。余恶乎青诸，虽然太史好学者也，行矣!为乡先生请与言吾乡之学”，蓝鼎元进一步指出，“太史专一心志于圣贤之学，诱迪吾乡英伟之士，使皆笃学力行，人人有不自暴弃之思。又相与讲求经世理物，兵农礼乐之，使皆有体无用达，可为国家之名臣，穷勿堕闽学之宗风，则太史之功大矣”由此看来，这位福建籍的当朝太史不仅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而且其学术趋向完全转向了新时期的经世之学。而作为清初道南学派的重要人物，“鹿洲(蓝鼎元)生长名邦，为道南正脉，读洙泗之书，究洛闽之奥”，不仅如此，而且“夫子(蓝鼎元)生考亭正学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气，自幼毅然以圣人为必可学，步趋先儒，留心经世，治兵、治民、农田、学校之规划，山川要害，海疆万里之经营”。
我们一般认为．清朝初年道南学派虽然仍归属闽学，但却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流派，其显著特点即是主张学术上的经世致用。例如作为清初儒学道南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蓝鼎元颇为自负地说，“吾所谓学者，取材千古，陶铸百家，措之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各当，藏之名山，俟百世圣人而不惑，盖有用之实学也”。如此之下，道南之学与这一时期空谈心性而与现实相脱离的程朱．ff学术风格上就迥然不同了。
二、蓝鼎元对传统思想的继承
从乡村私塾到全国最高学府．从在书院纂订先儒诸书到进入内廷校勘经典，蓝鼎元从一个学童成长为一位名儒，自然地形成了传统儒家化的伦理思想。简言之：
其一，忠、孝、礼的伦理思想。作为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传统士人．蓝鼎元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思想。这位道南名士认为，“吾有君，必极其忠敬，不论在朝在野，为臣为民。皆有一团忠爱，缠绵于寝食梦寐之间”，因此，“去官是小，欺君事大”。反之，“臣不知爱其君，不殚竭忠诚以亲爱于其君，尚得谓有人心哉”．蓝鼎元认真地指出，“进不得忠于君，退不能洁其身，此古今之大痛也”。嘲不仅如此，而且蓝鼎元十分推崇“孝”，他认为，“孝为百行之原，推其极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因此，“虽以尧舜之道，不过孝悌而已”。忠、孝之外，蓝鼎元也十分注重礼。他曾语重心长地说：“讲学何以有仪?日：存礼乐之意也。揖让进退，鼓钟赠答，所以陶淑性情，为学问身心之助，岂浅鲜哉”!何况“君子以礼仪为恭敬，故不至于谄谀”。
其二，民、君、天的伦理思想。作为清初名儒，蓝鼎元对民、君、天的关系有很深的理解。蓝鼎元认为，“事君如事天．天即理也”，如果“理在我心．不假外求，吾暗室屋漏，事事无愧于心”，则“可以对天”，“可以对天，则可以事君”，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蓝鼎元进一步指出，“临民者当以敬为主。对庶民如对吾君，不期敬而敬至焉。为吾君抚字斯民，则敬民乃所以敬君，敬君即所以敬天”，即使“内圣外王之学，不外一敬”，“敬也者，传心之要而出治之本也”，翻他深信，“主敬则天理常在，而人欲不能入。主敬则无欲而静，可以解万端之纷纭”。由此看来，蓝鼎元不仅将人间的“事君”上升为天理的高度，而且突出“敬”，强调敬民、敬君、敬天的高度统一。
其三，“重实心”的公私观。蓝鼎元由于政绩显赫而成为一代循吏，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这位道南名士对群己关系颇有心得。他指出，虽然“以圣人治天下，亦不外教养两端，是教养者，守令之实政也。诚于教，诚于养者，以实心行实政也”，然而，如果“人不实心皆私欲，问之私则不公，欲则不法，而教养之政为虚文”．乃至“上官掣其肘，僚属挠其权，胥吏穿其鼻．豪强拊其背”。反之，知县“若公而无私，沽己而无欲”，则“数者皆无之矣”。由此看来，蓝鼎元不仅指出了推行教养之政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指出了群己关系的处理问题。换言之，这位县太爷深感社会伦理与知县施政关系的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