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当代世界主题之一,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文化的关注,本质上是哲学对人自身创造性生存实践的关注,是对人的生命存在样态及其发展历程的关注。在这种意义上,冷静反思十多年来的得失,发掘创始人的文化人类学思想,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实现途径,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化对人的哲学理解和哲学把握,促进中国主义文化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学”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路径,具体是指从文化、人类、社会发展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来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他们对社会发展过程所起的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关系。“通过文化去研究社会发展,可以避免传统的发展理论所具有的局限性,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总体的价值取向”。从文化的角度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还可以促进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因为文化总是人的文化,而人总是社会中的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人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决定”。通过文化的视角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还可以批判地反思中国的社会启蒙和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的现代的启蒙和传统文化的更新和现代化,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价值理念和文化支撑。“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文化的概念,但是,在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中,尤其是在马克思晚年的专门研究一般文化问题的著作———‘人类学’笔记中,文化结构的独特专门地位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在科学的基础上,得到了准确的定位。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形式是在作为结构意义上被使用的,这样文化就成为打开人秘密之门的一把钥匙。它包括每个社会排定社会持续并使之可理解的独特方式”。
在马克思独立完成和他与恩格斯合著的著作中也有“文化人类学”这方面的思想,在《1844年哲学手稿》和其晚年的《历史学笔记》及其对摩尔根人类学研究的批判考察中,从文化的维度对前社会社会形态和运行机制的阐述,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恩格斯在晚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也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家庭婚姻对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影响)来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机制及其国家的起源。从“文化”和“人学”(文化人类学)思维路径着手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马克思本身应有的理论维度,是我们当前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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