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代性这个源自的强制性规则却在近代自然法与契约的自我意识辩证法中得到了安置，现代性被表述为理性对社会生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与调节。市场这个“隐蔽的上帝”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被看成古代观念论的升华，似乎近代自然法则与传统的自然法则不存在原则上的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客观法则和自主性法则的区别，仍然标志着现代性本身的确立。殊不知，这一看似主观的所谓人类意志并不能从其本身得到解释，而是源于某种客观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市场拜物教。近代自然法的抽象性正是源自生产关系本身的现实抽象对人的统治，启蒙辩证法对此无法解脱，因而现代性仍然不是自足的。?
正因为启蒙现代性把理性理解为基础与动力，它将面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自我确证陷入自我悖反的不能解脱。第一，由于它意识不到当前理性或自我意识的现实基础是交换价值，陷入物化意识而不能自拔。第二，它无法对现代性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只能局限于流通领域谈论自由意志与主体性而不能触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能深入资本生产就是错失关键性的因子，其结果便是主体自由完全沦为空谈，是资产阶级意志的形而上学，无法理解作为总体体验的现代性。第三，启蒙理性不一定具备自身所标榜的认知力，它不能代表现代性的所有经验，相应地，它也就不一定具备后来启蒙辩证法自身所标榜的批判潜力，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它本身无法完成的，因而其结论必不可靠，走向判断力与虚无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赫勒的说法：“作为虚无主义的启蒙产生了现代性的所有悖论——自由和真理的悖论。”(注: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5页。吉登斯也持类似看法:“从一开始，启蒙主义理论中就包含有虚无主义的萌芽。”。(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由上可知，现代性的动力是启蒙辩证法这一命题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启蒙辩证法本身不能作为现代性的基础与动力。从黑格尔以来，辩证法在西方思想家们眼中就是理性的基本准则或积极建构原则。说现代性的动力是非辩证的辩证法无非是表达了现代性中非理性与理性的遭遇。把启蒙辩证法理解为现代性，就是现代性的非理性遭遇，也就是启蒙理性的自反性，即所谓“瓦解的逻辑”或“崩溃的逻辑”。辩证法这个术语在这里失去了黑格尔所赋予的积极意义，强调的是如下这一点：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中恰恰不是自洽性、自足性的，它有一个缺环，仅凭其自身无法释放出新的潜力。?
这里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西方现代性话语中的“他者”的呈现。维科的“天神意旨”，康德的“物自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拉康的“大他者”，戈德利尔的“隐蔽的上帝”，齐泽克的“剩余客体”等等，通通属于“他者”的家族。这一“他者”的出现表明局限于理性的现代性认知无法获得自我确证，不得不面临一个无法整合进去的剩余物，同时也喻示着理性现代性自身探讨的极限。“他者”的呈现是启蒙现代性一步步自我审视，一步步发现自身的极限，一步步打破自我意识自足性神话，从宏观趋向微观，回返非理性的清醒与衰败之旅。“他者”本来是启蒙理性清除上帝对尘世生活的主宰之后不得不面对的自在之物，到头来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上帝的地位。恰恰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理性之外的“他者”似乎构成了关键性的存在物，不可捉摸，不可消解，成了阿基里斯之踵。它和人的现实的生产活动没有关联，只与理性自身相关，而且是消极的、形式上的相关，因而找不到合理解释消化的正确途径，无法定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人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追求。它是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与流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现代物神，也正是现代性中“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然而，启蒙现代性论者们只是局限于流通领域谈现代性，流通领域是启蒙现代性的真正诞生地与乐园。“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启蒙理性所标榜的只能是抽象的人的权利，平等自由，是资本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自由，对抽象的人的标榜是其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9、96页。)一旦“他者”显现，只是表明他们看到了流通现代性似乎不能自洽，不能最终实现自我确证，因而析出了一个不能消化的硬核，一个结晶体。这实际上就喻示着如下一点：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反思，只有把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现代性的动力，才能正确理解现代性的生成与扬弃。(注:剩余价值作为现代性的推动力，实际上可以从“剩余”二字在当代理论家们眼里所不自觉地获得的某种特殊意义显露出来。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推动力当无可置疑，并且这一意义正以微妙的方式进一步渗透到不同的学术领域之中，成为形象描述其理论学科主导动力机制的隐喻表达，似乎仍有进一步蔓延的态势。马尔库塞曾经提出过“剩余压迫”这一概念。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齐泽克著，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齐泽克频繁使用诸如“剩余客体”、“剩余快感”之类的提法。这不光表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深入到了精神分析学中，甚至成为其主导性的分析范式，而且表明这些学科的主导原则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家族相似。在国内，前几年也有一本书，题为《施米特：的剩余价值》（舒炜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看书名，笔者百思不解，及至阅读之后方才明白，无非是说明政治的驱动机制与基本原理。之所以采用这一书名，除了表明施米特是政治学原理无可替代的阐释者之外，也意在借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表达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主旨的隐喻性关联。也就是说，他者似乎正在逐渐取得原来没有的主导地位，这对现代性的理性解释模式来说是一种既方便又尴尬的局面。这里印证了阿尔都塞的断言：“意识不是通过它的内在发展，而是通过直接发现它物才达到真实的。”（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9页。）)?
辩证法——批判资本生产的现代性原则?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揭示自始至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特别是其本质性的生产关系——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着眼加以审视。他认为现代性就是剩余价值驱动下资本全球扩展的历程，是资本创造世界历史的理论与实践确证。因而，“拒绝概念拜物教与拒绝市场拜物教实质上是拒绝同一个东西：资本同一性——现代性。”(注:张一兵等：《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原生态的当代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9页。)资本主义建立在现代大生产的基础之上，但现代大工业决不会凭空出现，它只有在资本掌控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时才有可能，只有当生产资料在市场上遇到了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时才会发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同时也就是现代性得以发生的条件。这两个条件分别表征着现代性中客观必然性与自我意识这两极。只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生产才能把劳动力的商品化与自我意识普遍化、必然化过程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历史辩证法展示其自身发展潜力的过程，它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彻底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政治上，整个社会生活被纳入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框架中，以往的封建神权统治让位于人的理性对社会生活的重新塑造；上，它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就创造了超过以往一切时代总和的物质财富，彻底瓦解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整个经济领域中生发出来的社会动力使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普遍交往和联系之中，创造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社会意识方面，它更是空前激发了人类的自信心，主体性形而上学成为现代人自我认识、自我确证的最高表征，人对自身力量、对自然的关系被置入一种反思的意境中，超越当下的生存状态成为现代生活的目标指向。总而言之，是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彻底瓦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改造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的确是资本工业文明主导下世界历史的伟大进步。所以说，“现代性的成就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并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变迁。实际上，现代性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球性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模式。长久以来，不论是生活在现代性中的人们，还是渴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把现代性的到来看作是取代其它生活方式的绝对优越的方案。”(注:大卫•莱昂：《后现代》，第二版，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然而，资本现代性的历史也仍然是在矛盾中运行的，社会的进步同时相对来说又是退步。总的来说，资本在把人从中世纪的宗法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又把人置入资本本身的统治下，使人受到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束缚，而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在马克思看来只是新的奴隶制，它用新的统治形式代替了旧的，用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代替了人文理想，用劳动力的商品化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现代性呈现出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可见，资本主义现代性从一开始就蕴涵着使它走向覆灭的内在因子，这就是内涵在现代生产方式本身中的矛盾。唯此，现代性就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存在，就是现代人类的历史境遇。对现代性的全面剖析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劳动二重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揭示剩余价值对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全方位塑造，并且用人类的全面生产活动对之做历史的扬弃与超越。?
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研究，从而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对现代性的深刻理解。古典政治的劳动价值论还过于抽象，就像康德的实践理性一样，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分裂这一事实，只能听任其自由发展和寄希望于总体和谐，即使是黑格尔也认为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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