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余华确实变得宽广而温和了。也就是说，《在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笔下人物的生活虽然还是残酷的，苦难的，血泪斑斑的，但余华为这种苦难的生活找到了缓解方式，表现在叙述上，那就是从过去的严实而滞重，开始走向明亮和轻松，从《在细雨中呼喊》到《许三观*血记》，这条叙述线索的变化，可谓是一目了然的。
先说《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的苦难缓解方式是——回忆。如余华自己所说：“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11）确实，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对过去的生活进行选择和组合，从而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经历一遍。并且，由于时间的久远，即便是苦难的生活，也会在记忆里开始泛起温馨的光芒。这便是小说中的“我”所有安慰的来源。九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人物的这种感受：
在成人世界的倾轧与压迫下，当“我”的反抗无法对他们构成威胁时，悲哀与沮丧就会迅速地把“我”淹没。这便是“我”在坐存隙缝中，寻找温情慰藉的心理期待的背景。沮丧来临之际，心中升起的温情成了抵抗沮丧的主要力量，它维持着“我”意识深处那块精神净土不致消失。从童年到“我”离开南门出外求学，这段漫长的生活史中，“我”的温馨记忆有：王立强轻微的慈爱，小学同学的慷慨支持，苏医生一次偶然的病中友爱，母亲的逆来顺受，苏家兄弟的假性友情，等等。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生活史上微不足道的一个片断而已，由于与那些过于绝望的生活相比，这些片断里包含着一个平常心灵所具有的一些品质，在“我”的心里便显得弥足珍贵。余华的叙述每到这里，就会陷于两难态度：一边是“我”对这些温情的迫切期望，一边是余华不愿将仅有的温情扩大。这种矛盾对立，就成了小说中最能引起读者心灵震动的重要段落。（12）
当时我把这种温馨记忆称为“皮相温情”，意即它具有某种虚假性，但它却实在地援助了一个困苦、沮丧而绝望的幼小心灵，也部分地缓解了生活的苦难面貌。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余华通过“我”的叙述，像收集希望一样，把记忆中那些温馨的碎片收集起来，以对付内心那片日益扩大的阴影。但这个时期的余华，终究还是让生活的苦难占了上风，他相信，苦难才是生活的盟友，而“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之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是有某种抒情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因此，《在细雨中呼喊》里，回忆对苦难的缓解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个孩子——叙述者“我”，至终还是留在恐惧和战栗之中。
《活着》就不同了。福贵所经历的苦难，所面对的亲人的一个个的死亡，直至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但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是达到了与孤单的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13）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忍耐”二字，它是一种柔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14），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恒久的忍耐可以产生爱（当然也产生勇气），福贵就是这样的人，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甚至不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所说的那样是“在苦熬”，对福贵而言，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