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近代以来的赋予了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学术经历“多变”的性格。这种传播的演进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从启蒙到戊戌维新是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肇始阶段；以1902年为界标，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开始形成；粱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成熟期当在其欧洲游历后。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历程
文化传播自战争以来扭转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发展轨迹，这种文化传播的不同阶段，赋予了梁启超这位近代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学术思想历程丰富多彩而又富于变化的色彩，但仔细审视梁启超的整个学术道路，却不难发现梁启超的学术追求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笔者不揣简陋，在文化传播视野下寻求其中西合璧的学术思想的肇始、形成、成熟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以求教于方家。
一、肇始阶段：从启蒙教育到戊戌维新
梁启超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式的，家庭也促使他沿着传统士人读书同学的路数：读书内容离不开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当然也是为求取科举功名。
然而，最早感受西学东渐气息的广东使得梁启超在很小时便对中国传统学术有所体察，事实上，梁启超在应试完秀才考试时，虽有成功的喜悦，但对传统的学问路数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日治帖括，虽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贴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言词问充满了对枯燥文体和僵硬方法的厌烦。而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也记载了中举后的心情，他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但经朋友介绍认识康有为后，尤其是在万木草堂当听到康有为的讲学后，他的学术视域更是为之一变，他形容当时的心态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经过第一次转变后，文化传播在梁启超的思想上毫无疑问留有了印记：他意识到了西学别样的意义，如在追随康有为忙碌于维新变法做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时，梁启超便对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以及设立强学会做了说明：“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设立强学会当是在1895年11月，可见其时的梁启超已经开始借助西学改铸中国传统的学术，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也是其时先进的中国人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梁启超自有其文化的洞察力，在1897年他就觉察到：“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梁启超把古人不十分重视的三通等书目作为“国史”来与传统上的主要史籍相对照，并且前者在梁心目中的地位显然重于后者，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史学乃至学术和文化的一个极大讽刺。在提到君史的目的时，梁启超指出其“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
在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按察使黄遵宪之邀“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他为学堂拟定的《学约》十章也可以看出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思想和学术主脉的演进：“一日立志、二日养心、三日治身、四日读书、五日穷理、六日学文、七日乐群、八日摄生、九日经世、十日传教。”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阐述穷理时，梁启超指出：“西人自希腊昔贤，即讲穷理，积至近世，愈益昌明……晚近公理之学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论，皆将权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审其可行不可行。……学者苟究心此学则无似是而非之言，夫是之谓实学。梁启超的学术和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西学的成分，虽然中国传统学术成分仍占主导，但梁启超把读书、穷理与立志养心等教育内容并列到一起，从而把智力教育与修养、知识与德行、智育与德育区分开来，摆脱了中国传统上的泛道德主义的局囿，其“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的学术态度和文化精神更接近西方的纯学术精神。可见，这一阶段梁启超的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已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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