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鲁迅高举反封旗帜，鲜明地昭示着五四的时代精神。《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之口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呼声。《孔乙己》、《白光》则以主人公的堕落以至毁灭，痛斥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肥皂》中的四铭那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的虚伪与可憎，更让我们认识到反封建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其次，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形式上，包括叙事模式、叙事角度、创作方法和描写方式的多样性。
就叙事时间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如明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是依循自然时序的连贯叙事，即采用“纵剖”的由头到尾的叙述。而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脱离传统的束缚，不再一味使用“纵剖”的叙述，而是采用多种叙述模式，如《在酒楼上》就选择了“酒楼上”这个场景来展开叙述，勾勒了吕纬甫这个知识青年由理想追寻者到理想沦落者的经历，前后好几年的事件浓缩在一个场景中来展开，这种场景叙事增大了短篇小说的表现力，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五四时期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陷入低谷时精神的彷徨与委靡。再如《长明灯》中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横截面”叙述模式，选择了“吉光屯的茶馆子”、“社庙”、“四爷的客厅”几个场景，在这几个场景中，通过人们的议论将“疯子”的“灭灯行动”一一展开，从而也一一展示了民众的愚昧和清醒的先驱者的孤独，有力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孔乙己》则以咸亨酒店为中心舞台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小说结构严谨，生活场景高度集中。应该说，这些都已是现代意义的全新的小说了。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角度也很富现代特征。它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以说书人角色出现的单一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而采用了多种叙事角度。《肥皂》、《白光》等的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孔乙己》中以店里的小伙计的视角来看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等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鲁迅写小说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把思想启蒙放在首位，在运用第三人称的同时，引进第一人称，这就丰富了表达启蒙思想的手段，能更有力地表达启蒙思想，也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形式上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创作方法上。首先是日记体、手记体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狂人日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狂人的，从而揭露出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伤逝》则以手记的方式记录了知识青年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牢笼，自由恋爱，同居，到最后因陷于两人的小圈子而生离死别的过程，真实地记录了涓生的思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创作方法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寓象征主义的写法于现实主义的描写当中，《白光》中的白光就是陈士成(也是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戕害的旧知识分子们)追求仕途而不得的幻灭的理想的象征。《长明灯》中“疯子”想要灭掉的吉光屯的那盏长明灯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的象征，吉光屯亦象征着古中国。《肥皂》中的那块葵绿色纸包着的有着似橄榄非橄榄香味的肥皂，象征着四铭之流的假道学那颗道貌岸然的肮脏的心。《》的结尾那个红白的花圈，则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鲁迅小说的创作突破了中西界限，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形式上的现代性还表现为描写方式的革新。由“话本”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小说为追求“书场效果”，除了用”纵剖”情节和第三人称之外，还很重视人物的、行动描写。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描写方法上对古代小说的推新之处在于，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丰富TIJ,说的表达方式。《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对酒楼下废园景色的描写：“几株老梅竞斗雪开着满树的繁，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一段景色描写，无疑是“我”遇挫不败，继续于革命前行的心理写照，与后面吕纬甫的遇挫退却形成对比，显示了在理想遇挫于现实面前，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综上所述，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现代性的描写方式，为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