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
“鸿渐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
这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偶然与必然所作的悖论式思考。作者强调：“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即是说，人生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邂逅都是一种偶然，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因此人类的生存处境又何偿不是一种悖论状态呢?纵然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围城”，人又如何能够规避一切“围城”的形成呢。正是在此基础上，《围城》中引用《神曲》中的话：“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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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相识相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这仍还是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恋爱与结婚所作的悖论式思考。恋爱是一个相互了解与认知的过程，待相互认知对方可作为终生伴侣之时才决定结婚。可荒唐的却是结婚后你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已恋爱一场的对方，而真正的认知也许必得从结婚后才开始，既然如此，恋爱过程也就并不必要了。作者解析出了恋爱与结婚所存在的悖论状态，在这种怪诞与荒唐的悖论现实面前恋爱的神圣光环被抹去，因此围城》中展示了一些无爱的爱情逐求故事，这种展示消解了恋爱的崇高与神圣。
在钱氏作品中，类似于上述悖论形态的经常是在同一语境中大量出现，或者相互结合、交叉、重叠，从而组成更大型的悖论，表现出更活跃的活动能力、变化能力、渗透能力与解构能力，它们共同创造了钱氏文学语言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并处处闪耀着解构的锋芒与智慧的光芒。
二、主旨的悖论状态与人物的悖论存在
由于作家的心灵在存在世界的荒诞与虚无感的包围下，语言层面上的悖论不断强化至深层，悖论式语言形态的运用也达到了极至，悖论思想及悖论类型和方式在不断地强化和变化，这一切因此使得钱氏在随笔散文的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进而采用小说形式，使其悖论式思维的运用上升至文本主旨建构与人物创设等诸多方面。
从其文本主旨来说，通过悖论式思维将旧有思想理念置于一种悖论式的处境里，使其呈现出某种悖论状态，致使其被消、被颠覆、被戏谑。“围城”这一概念本身便是悖论式思维的绝妙体现：笼里的鸟想飞出去，笼外的鸟则想住进来；城外的人欲冲进来，围在城里的人则欲逃出去。因此包括婚姻在内的人生万事都不能给予人永恒的自由与满足。钱氏通过这一对婚姻的悖论状态的思考，不仅颠覆了“自由、美满、幸福”的婚恋神话，同时揭示了人生普遍的困境与尴尬。不仅于此，《围城》中“那只祖传的老钟”——每小时走慢七分钟的“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正是悖论式思维的产物，这一怪诞且悖反的意象，其象征意义超越了一切，可以说，它是文本承载整个主旨建构的平台。《上帝的梦》，作者根据“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的，得出“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的结论，“所以当天演的力量，经过数不清的年头，创化出一位上帝时，人类已在这世界绝迹了’，【I]。。既然上帝是“进化最后的产物”，上帝所存在的世界就不应是一种末世图景，然而小说一开始所描绘的世界却是人类已绝迹的末世景象，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而在后文中，钱氏通过对末世相与创世相的悖论状态的描述，展现了他对令人崇敬的东、西方关于上帝创世和造人的伟大神圣的传说的嘲谑。有趣的一点是，钱氏《上帝的梦》相对于鲁迅的《补天》来说，可谓一种悖论式呈列的反讽书写。在《补天》中，创造人类并拯救天下苍生的伟大的救世主女娲被自己所创造的子民们所亵渎；而在《上帝的梦》中，创世的上帝的造人运动并非出于救世而是出于虚荣心、权势欲与我感，上帝的言行亵渎了他自己。可以说，在《上帝的梦》与《补天》二文本间，存在着某种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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