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计算机），使得所有能干的知识分子，可以对所有建构良好的公共干预行动提供符号支援。集中和自发（centralism and spontaneity）的两难，将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网络得到解决，这个国际网络，根据库萨的尼古拉的设想，将采取“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每个成员都可以提出干预的议案，其他人自由接受或拒绝。这种网络有自己的表达机关，可以动员起来，反抗对知识分子世界的自主性的一切攻击，特别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国际网络有助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奠定基础，这种文化国际主义将抛弃保护主义和特殊主义，为每个民族传统最特殊的东西迈向普遍性创造途径。
但是人们怎么又能忽视这种集体动员的障碍呢？为了引起大家对共同利益的重视，对知识分子场域的逻辑中分裂和特殊主义的倾向，有必要加以压制。没有什么比让知识分子明白他们的斗争（即便是捍卫自主性的、纯粹团体目标的斗争）只能是集体性的更困难了。这种斗争必须是集体斗争，因为那些骑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力量（比如新闻界的力量）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起来，互相之间还存在竞争关系（同时也因为，任何动员的企图，一旦被怀疑服务于个人或团体目的，就注定要失败）。竞争的逻辑使得知识分子之间互相较量，其最极端的形式，甚至使得一个生产者最糟糕的竞争者同时也是他最好的顾客；正是因为这种竞争逻辑的存在，使知识分子最难发现那些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而且只有当这些共同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胁时，就像今天英国的情况一样，知识分子才能避免见木不见林，他们的对手只是树木，而他们对手的敌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自己的敌人，才是森林）。 这是为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提供根据的另一个理由，这种法团主义来自一种适于捍卫充分理解的共同利益的法团主义。达到这一认识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或曾经是）葛兰西很珍视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神话。这种神话把知识分子归结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使他们不能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普遍性的事业，运用自己最有效的手段进行斗争。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些普遍性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再看一看知识分子是不是界定和捍卫它们的最佳人选。当然，知识分子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最佳人选。著名的“普遍阶级”，不管是黑格尔那里的普鲁士官僚，还是马克思那里的无产阶级，对知识分子来说都不过是具稻草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普遍性的最终裁决者，因为他们指定了“普遍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要求对他们的这种使命进行更稳健的重新定向。 显然，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摆脱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诱惑，那就是把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他们过去的许多慷慨激昂的行动，显然是基于他们被支配的支配者这一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场域中被支配的一方这一位置-这种状况使他们感觉到，尽管拥有一种主要的支配手段-文化资本，是支配秩序的一员，但他们还是和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 这种对知识分子位置的含混性的现实主义描述，是不是肯定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主张产生强烈怀疑？赋予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团体这种普遍主义抱负的历史因素，是知识分子通过拒绝特殊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了这种抱负。他们宣称自己是普遍性的捍卫者，或者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担负者”，通过这种集体宣誓，他们把自己投身到那种普遍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去。这种典范意味着义务，或至少要接受牺牲，这种牺牲就像伪善一样，是邪恶对美德的致敬。更准确地说，在知识分子场域这样的空间，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这样一种表象便产生了这样的状况：就是拿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符号利润，也可以动员知识分子支持普遍事业。只是对那些想把知识分子视为某种神奇的、堪为楷模的、例外于社会世界之规律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可能会显得极为幻灭，甚至有点愤世嫉俗。 为什么要赋予知识分子以相对特权，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知识分子自身就不能像其他群体一样采取某些做法呢，比如，公开捍卫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不管那是多么特殊，多么利己。只是对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在文化生产的特定产品中，有一种客观化的手段，社会学是其中之一，这种手段，通过经常表达某个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整体的利益，使得知识分子有可能知晓他们的实践的原则，他们的利害所在，以及他们在无私中的利益。这些工具保障了他拥有这样一种特权，那就是处在一个能够发现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位置上，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支持着他们的普遍主义主张的特权。因此，在知识分子知道如何把它行使到极限的情况下，这种知识分子垄断的批判反思，要求知识分子把对普遍性的追求，和追求特殊存在状况之普遍化的持续斗争联系起来，只有后者才能使对普遍性的追求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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