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商国华面对污染使良田荒芜的现状扼腕叹息：“3250万亩良田就病人了荒蛮／也只是重金属魍魉的翩跹／1200万吨金盔银甲般的谷粒／煲占上了‘禁止人仓’的印鉴”(《最后的底线》)。诗人吞咽着农化肥酿造的苦水，忧愤地写道：“与其说我们播种富裕／还不如说我们在种植忧郁……今天我们戏弄了大地／明天我们的子孙又该如何生息”。诗人同样对急功近利地乱占滥用土地，片面追求效益的恶果痛心不已：“唯GDP牵引的缆绳／而伤痕累累的耕地／又一次紧缩了裙衫／地冥府的孝子贤孙／哭了／发出了一声声圆梦的啸喊：／‘大地的后生啊可不能／为了一纸功绩单僦撵走了祖宗的魂魄／百丁不能为了一阵风的奖杯僦预支了／子孙生存的栖息地。”诗人拷问：“失血的土地还能撑起多少丰收重的田园还能托起多少富有”。
是竭泽而渔，以牺牲为代价聚敛财富，还是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前提下追求可持续发展，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亡羊补牢，迷途知返的时候到了。具有浓郁忧患意识的李松涛感慨道：山清水秀到山穷水尽，仿佛咫尺之遥。“向前一步是激流，回身一步是堤岸” “妄图与大自然比身高，脏定成为最终的矮子。”(《激活开花结果的根系》)诗人来到中华的发祥地——黄河，“来倾听滚滚滔滔的教诲!／来领略浩浩荡荡的启迪!咀嚼实实在在的警策!”(《黄之河·夜旅》)诗人意识到“只有环保的护身符，／台黾够稀释人间危情”(《S0S——紧急呼救》)。清明时节，他呼吁道：“趁着湿润，不失时机地自我救助——／植树吧!种草吧!／开始给环境做人工呼吸……”(《黄之河·子章》)鲍尔吉·原野在《栽树吧》一文中也写到“也许是因为细数平生，并无点滴创造。我吃着喝着用着兼以眼睛看着世上的一切，维持自己可有可无的生命。我惭愧了也许是害怕了，想补偿一些什么，于是想做一件普通人所能做的事，又是富于创造意味的事：栽树……
我们为过去的破坏或污染感到卑鄙吧，然后做一点事，譬如栽树。”从这些自嘲的文字中可看出作者深沉的自省意识。他的长篇报告《警方，向枪出示红牌》则对非法盗猎猖獗的恶行触目惊心地加以揭露，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常星儿的小说《沙原红了》中，主人公占信在甸子上找到了一大片欧李，并要和小伙伴一同分享。可是占信的父亲却将这片欧李砍下来，开荒种地，结果风暴一来，这片地顷刻被毁，父亲种的庄稼荡然无存，父亲的行为不仅没给自己带来丝毫利益，反而加速了甸子的沙化。于是，占信在八百里瀚海中垒起一个泥屋，栽上欧李来绿化甸子，阻止沙化的蔓延。
正如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言：“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布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
3．对生态和谐的美好展望——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马克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人是人的自然”。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自然之身依托于自然界而存在，因而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同自身的关系。
“被抽象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认为，理想“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对后来生态学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20世纪70年代挪威学者阿恩·奈斯提出了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理论。深层生态学强调以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互相联系的整体主义思想来审视生态问题，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其基本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与中国思想颇为契合。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经·第二十五章》)也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构想即“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是一致的。庄子指出“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这里的“天”是指自然，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和关系。“和”也是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辽宁生态文学作家也是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