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乌赋》体现着重教化的思想
伦理教义如何化为人的行为规范?重教化是主要途径和方法之一。重教化的思想产生于先秦，孔孟是重教化的祖师爷，使得重教化成为中国和伦理的传统。曾提出“富而后教”的著名主张，并反对“不教而诛”。孟子则提出善教优于善政的论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诸儒继承孔孟思想对教化详加论述、大力提倡，使重教化的思想远甚于先秦。董仲舒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欲将“善质”变为善、将可能变为现实，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这就如同欲将禾变为米、茧变为丝、璞变为玉需要加工一样。他的结论是：“性待教而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神乌赋》通过雌乌与盗乌之间“天地纲纪，各有分理”，“夫惑知返，失路不远。悔过迁臧，至今不晚”的对话，形象地进行道德宣讲，宣扬了君子之道，体现出改过自新的教化功能，而这种教化是通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完成的。对于盗乌的行窃行为，雌乌始而动之以情，向其述说自己取材的艰辛；继而晓之以理，劝它悔过自新，知错就改。将中国传统道德寓教于乐的教化方法形象地传达给读者，使抽象的说教，借助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
《神乌赋》还直接引用，或化用，或暗用大量经典文献的成句，借以体现其重教化的伦理倾向。如“吾闻君子，不意不信”化用《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意；“见危授命，妾志所持”引用《论语·宪问》之“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句；“以死伤生，贤人禁之”化用《孝经·丧亲章》“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之意；“《诗》云：‘云云青蝇，止于杆。岂弟君子，毋信谗言。”’则出自《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曾子日：鸟之将死，其鸣哀”则直接引用《论语·泰伯》：“曾子言日：鸟之将死，其呜也哀”。特别是《神乌赋》的最后部分，作者引用《传》文作结，将《诗》、《论语》、《孝经》等经典的名言写入赋文中，充分反映出《神乌赋》作者借文学形态传达重教化之伦理思想的创作倾向。
(三)《神乌赋》所体现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内涵
所谓的“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西汉大一统的封建大帝国建立后，迫切需要稳定封建等级制的秩序，便千方百计地诱使社会全体成员自觉安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它一方面需要对这一社会制度的神圣性、永恒性作理论论证，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封建等级制下的人际关系从到道德作出明确规定，于是，“三纲”遂正式形成。“三纲”所以如此受到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的重视，是因为它所维护的乃是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三纲”所派生的三项基本道德是忠、孝、节，而这三者的基本要求皆是顺，这便是忠顺、孝顺与柔顺。
“三纲”之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稳定，曾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道德的本质特征。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先哲认为，这是五种常行的基本道德规范。“三纲”是规定了古代三种主要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五常”则提出了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五项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五常”以“三纲”为前提、为依据，又是对“三纲”的必要补充。“三纲”、“五常”合称“纲常”。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体系，就是由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编织而成的。
《神乌赋》形象地体现着“仁”和“义”这二“常”。故事中的主人公雌乌是个集“仁”、“孝”、“义”、“善”、“勤”、“勇”于一身的品德高尚的杰出女性代表。首先是生性善良、仁义，孝养“反哺于亲”，在遭遇偷盗其巢材的盗乌时，先是晓之以理，劝阻盗乌改过自新，劝阻无效便勇敢地奋起与盗乌搏斗，斗得遍体鳞伤，最后不愿拖累家人，节烈地投污自尽。雌乌的这些性格操行是一个稳定和保守的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教义。赋中的盗乌明明是一个贪财自私、狡诈无耻、恃强凌弱、行凶作恶的坏人，它盗取了乌鸦夫妻的建巢，还强词夺理，又殴打雌乌致其死亡，但最终却逍遥法外，显然是不仁不义之恶德的化身。
在中国古代，仁被视之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列为“五常”之首，受到高度重视。重仁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特色。孔子首次对仁作了理论阐发，将仁视为最高道德，开创了儒家的仁学。西汉的董仲舒也明确作出了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