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有着生态学背景的作者深情地表达了对红杉林的感情，痛斥了滥采滥伐。他说，“红杉给人的感觉无法传达”，“红杉不像我们认识的其他树木，红杉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使节”。有个人“借着地主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他把所有的树都砍了卖掉。镇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并且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因此，“对美洲杉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陌生人，都是野蛮人”。
正如杰帕里尼在《斯坦贝克横越美国》的“导读”中说的：“斯坦贝克最好的小说之所以迷人，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于一块土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还有对土地上的人民和环境之间重要的关系都有深厚的感情。”导读，聊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到了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地步，如同背信弃义。”当然，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早就谴责了由于人类的愚昧无知、贪婪掠夺造成的生态灾难。他在小说第一章就描绘了俄克拉何马州的生态灾难：“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细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来。”此外，由于土地被过度开垦，地表土失去了保护，在干旱气候下出现的“尘暴”，把地表土吹走，“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
作者在小说的第十三章，对于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类的贪婪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真不懂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天天有五六十车人从这儿过，都是带着家小和东西往西去。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去干什么?”“哎，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真不懂。” “可是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呢?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斯坦贝克用重复的手法反复发问，强调了人们的愤怒和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凯西是这样回答的：“譬如我吧，一向都在拼命跟恶魔斗争，因为我从前认为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有一种比恶魔还要凶恶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国家，不把这个家伙砍掉，它是不会甘休的。”斯坦贝克不正是在暗示，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和无情蹂躏是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吗?
据，仅1935年3月，“一场新尘暴席卷了南部平原，毁掉了堪萨斯一半的麦作物，俄克拉何马的四分之一，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全部——500万英亩全部被吹光了”。如美国著名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占阱’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它“构成了我们的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于人类这种愚蠢的行为，作者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警告说：“如果最多才多艺的生命形态——人类——用他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方式努力生存，那么他们不但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其他的生命。”因为斯坦贝克深知，“自从希腊和罗马衰落，基督教出现以来，大自然在西方学中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3．作者充满爱心描写动物，体现了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
盛行于西方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造成了人类的贪婪无知和狂妄，也唆使人类对大自然实施了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和残忍的杀戮，从而导致多种动植物的灭绝。有人警告说：“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一直沿用了错误的做法。
而斯坦贝克则在作品中，反复表现了自己对各种动物的感情和挚爱。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他的狗查理的活动。在《人鼠之间》这部小说中，开卷就是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然界里的动物。“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嘎嘎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跑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在《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谈到了一次打猎的经历。面对郊狼，他说，“我的手指迟迟不愿碰触扳机”“现在我对这两条活蹦乱跳的健康郊狼有了象征性的责任。在万物关系的微妙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被绑在一起”。
斯坦贝克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可追溯到达尔文和梭罗的生态思想。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在《缅因州的森林》中写道：“森林中并不是没有居住者，里面住满了和我一样善良而诚实的精灵。”他曾经“把翻车鱼、植物、臭鼬、甚至星星视为伴侣和邻居——换言之，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早在梭罗之前的1835年，达尔文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与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真实和谦虚的。因为达尔文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得到的视野就越宽广。的确，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的程度”。对人的标准是这样，难道说对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更应该是这样吗?难道说斯坦贝克不正是一位有着高度的文明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的作家吗?
斯坦贝克的生态及生态伦理思想极其难能可贵。这实际上体现了生态伦家们提倡的把人的“天赋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大自然的权利”。他的这种思想类似于“生物中心伦理”(bio．centricethics)。该理论认为：“所有生命均有内在价值。”生物中心伦理的一个早期版本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reverenceforlife)理论。施韦泽说：“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问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三、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斯坦贝克绝不仅是一个愤怒的作家，也是一位有着伟大的生态伦理思想和深深的生态忧患意识的作家。这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难得的。因为在不同的作品中，他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受压迫者的命运和悲欢离合，歌颂了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互助，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充满爱心地描写了可爱的动物以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从而表明了他难能可贵的生态伦理思想，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宽广情怀和博大爱心。为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生态，进而关注人类的终极命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今天，在文学、文学批评逐步走向绿化的今天，在生态文学、生态、生态伦理学愈来愈受到重视的今天，研究斯坦贝克的作品，发掘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