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研究模式的偏失与重构(2)

二是关于“城市轴心”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小说与西方一样，也是从城市文化母体中诞生，又在城市母体文化中走向成熟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论古代小说起源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闾里小知者”，皆可证明中国小说在其初创阶段即与城市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民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城市文化实乃小说的母体与载体——这也正是中国小说之所以始终充满活力的精神源泉之所在。尽管小说在明代成为一代文学主要成就的代表之前，一直作为“民间传统”居于文学边缘地位，但却因其紧密依托于城市文化的母体与载体之中，故尔能伴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又伴随着城市轴心的转移而转移。尤其是进入宋代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本身从原先重在、军事向重在、的功能转型（如市与坊界限的打破，夜市的开设，“勾栏”、“瓦舍”等市民游乐场所的出现，等等），“城市轴心”之于小说创作与传播的作用，较之以前更为明显，也更为强烈。最后，依托于上海、北京两大都市的崛起与更新，终于完成了向转型以及与世界接轨的双重使命。

三是关于“地缘层序”。近几年来，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虽已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大多以籍贯为依据，将作者的籍贯还原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这固然也是很重要的，但它仅仅是地缘化内涵的一个层面而不是全部。当我们以有关作家籍贯地理分布的静态为起点而进一步展开对小说的地缘内涵的分层，即可发现其中至少蕴含着以下四个层序：1.作家籍贯地域；2.作家活动地域；3.作品描写地域；4.作品传播地域。通过对以上四个层序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观察与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复原经过小说家重构的作品地域版图，更深入地揭示隐匿于作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地图，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小说传播与接受的特殊。
四是关于“时空内化”的问题。地域文化及其演化只有通过内化为小说的时空形态，才能真正进入小说的精神内核，才能转化和升华为小说的精神世界，乃至精神原型与精神动力。实质上，这也是衡量一个作家伟大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曹雪芹因童年居于金陵，尔后，金陵便连同他美好的童年生活在其人生坎坷的强烈对比中，不断内化为具有精神原型意义的理想世界，成为其后来创作《红楼梦》的重要精神动力。应该说，这是小说创作中时空内化非常成功的典型案例，极具启示意义。时空内化之于小说家而言，始终存在着共通性与变异性、继承性与独创性的矛盾和困惑，小说家能否于共通性中寻求变异性，于继承性中寻求独创性，直接决定着其作品的精神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