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形式上采用以小说为诗的笔法，隐锋芒于形象中。古典诗歌以抒情为主流，近代以降，叙事诗大量涌现，但大多只能算是记事诗，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而已，以文为诗，诗中有事。而金和的诗以小说为诗，诗中有人，他善于全方位、多视角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而以平民英雄的刻画最为精彩。如《烈女行黄婉梨事》《断指生歌》《兰陵女儿行》这三首歌形体叙事长诗，开头都用了倒叙的手法，都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时代背景；抨击的对象都是靠镇压起义而发迹的清军将官；塑造的平民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虽为一介平民，但面对强敌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不丧失人格尊严，这些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诗人人格精神的显现。他的诗歌喜欢以议论入诗，结尾常用“吁嗟乎!”抒发他的感慨。以俗语、口语入诗，如《兵问》全由对话组成。他的这些艺术尝试，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再次，学习散文、民歌的笔法，体式灵活多样。如《杀虎行》开头就具有民歌的特点；他还写了许多日记体诗，如《痛定篇十三日》；书信体诗如《赠同学张君荷生》。金和的诗还不入考据，很少用典，罕见僻字，这与当时避俗避熟的诗坛风尚相左；他的诗歌语言诙谐幽默、明白如话。有一部分诗，不拘格律，“绝无家法，正如山中自云”(《奇零集序》)，如《兰陵女儿行》．句式随人物的感情波澜而起伏变化，错落有致。胡先璃讥其“不中法度”，而梁启超却称之为“诗歌解放”。他不求合乎法度，但求“语语皆天真”。金和诗歌的革新对后来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新派诗，从其倡导者黄遵宪的诗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金和的影子。所以，章士钊在《近代诗家绝句》中说：“亚匏白是英雄手，白敛堪师人境庐”。
纵观近代诗坛，从龚白珍开始，打破前清诗坛的沉寂，到爱国诗潮中现实主义的回归，再到金和诗歌的革新，之后又经历了新派诗、新学诗、歌体诗、白话诗等阶段，中国诗歌才一步步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历程，金和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谓近代诗坛的一颗明珠。梁启超等人对他的评价尽管不无溢美之处，，可就其艺术性和价值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胡先鞠对他的指责，尽管过于苛刻，但也指出了金和诗歌的缺点：缺乏剪裁，粗疏空泛。但是，瑕不掩瑜，金和终究可以称得上是近代诗坛的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