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辩护可谓痛快淋漓。郭店简《老子》出土后，其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智弃辨”和“绝伪弃诈”，证明《老子》一些启人疑窦之处，乃是文本变动的缘故，与《老子》成书早晚并没有直接关系。何先生是相信《老子》战国说的，但他显然注意到思想、文句等证据局限性，于是改从《史记·老子列传》中老子后代世系这一线索入手，经过详细考辨，推测该世系可能系青年司马谈留学齐都期间，亲获自李耳八世孙、膠西王卬太傅李解者，并由此推论，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老子》约完成于公元前360年左右。何先生的这个考证，多少让人感到疑惑。老子的身世扑朔迷离，而其后代的世系却言之凿凿，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即使如何先生所言，老子后代的世系是司马谈亲获自李解处，也不能证明这个世系就一定是可靠的，难道李解所言的可靠性是可以由他自己来证明的吗？要知道当时人们为了抬高身价而造伪，实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何先生似乎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郭店简《老子》的年代问题。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有学者据相邻墓葬推断为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老子》的抄写当在此之前。若按何先生所说，《老子》是完成于公元前360年左右，那么在短短五、六十年里，《老子》要经历完成、流传、抄录、下葬等一系列过程，这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虽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可能性显然极小。除非何先生相信郭店《老子》只是一个原始的传本，今本《老子》是太史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的。但这种看法也存在着种种疑问，如果何先生坚持此说，似也应给予必要的论证和说明。
近年来随着简帛的大量涌现，重写学术史、思想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思想史如何重写，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重视实证，还是相信某种思想的理念、，不仅会导致不同的写法，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思想史的理解。何先生坦陈，自己是受了李泽厚古代中国辨证思维源于军事经验，《老子》将《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提升到和形上观点的启发和影响，并以“从繁琐的考据以求证成《孙》为《老》源”，为“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已存在的先入之见，影响甚至左右了何先生在对证据的选择与判断。这样讲恐怕并非只是一种推测之词，比如，何先生十分重视张岱年先生“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的观点，并评论说，“七十年来张先生一向认为《老子》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不是纂辑，而近年居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老子》研究上很有意义的新趋向。”（第28页）其实，张岱年先生的“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是说在郭店《老子》前已有个类似今本的《老子》存在，郭店《老子》是它的摘抄本，这等于承认《老子》成书较早，且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张先生的观点不仅不能支持何先生，而且正好与其相反。何先生对张岱年观点的不恰当引用，正是某种先入之见干扰、影响了其正常思路的表现。这里愿提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求教于何先生及各位读者，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来源于《周易》古经，孙子将其运用到军事领域，老子则发展到政治、领域，《孙》、《老》是一种同源共生关系，而不一定是时间的先后关系。另外，《孙子》是一部兵书，由于要游说君王，所以可能形成较早；《老子》则是一部哲学书，其内容起初只在少数人中流传，所以可能与《论语》一样，也是由老子的弟子、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但大概在战国早期已完成。不知何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