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研究与经典的构成
尽管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文学研究一直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在80年代后期，经过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包容性的且更为强劲的思潮，有力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经典文学研究的领地逐渐呈萎缩状态。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逐步引入一些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课题，并有意识地对经典文学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经典进行重构。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canon)?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由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坚持传统立场的欧者的观点值得一提。
首先是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作为文学界的泰斗，他的西方文学知识十分广博，并对中国文学也饶有兴趣。作为当代人文主义的坚强捍卫者和经典文学的最后一位辩护士，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布鲁姆大有"逆潮流"而动之气势。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3）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团体、机构、批评传统作出的，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4）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得以作为"经典作家"而载入史册了。诚然，对经典构成的这种历史性和人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首先，一部作品写出并要想成为经典，就必须得到出版和发行，并要引起批评家的注意，然后在得到批评家的认可之后才能逐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最后它的成为经典之重要标志便是进入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可见这三方面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有时这后一种因素也能对前一种因素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例如就布鲁姆本人而言，一部在广大读者中极为流行的文学作品不能不促使他考虑其可能存在的经典价值，而他对某些确有价值的经典作品的忽视也可能导致这部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排斥在经典的大门之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他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并能用中文和俄文阅读，用英、法、德、荷四种文字，近年来尤其对中国文学颇为关注。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5）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6）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写作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7）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撰写的一个突破，同样，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也不无启迪意义。
经过一番理论上的争论，文化相对主义的本来内涵发生了变化。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旨在说明，每个的文化都是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的，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佛克马和夫人蚁布思在一本近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后，并大量引证了中国文学的例子，颇有洞见地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8）而令人遗憾的是，像佛克马这样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和知识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长期的文学撰史实践中，不少西方学者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识地忽略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佛克马等西方有识之士的努力则为中国文学价值为更多的人所认识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也许在当代对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方面最为激进的实践来自文化研究。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产生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当然，它招来的非议也是颇多的，上述两位学者就是文化研究的反对者或怀疑者。但更多的一批早先的文学研究者则主张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把文学研究的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步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也许有助于摆脱文学研究的危机之境遇，而适当地分析一些（包括精英和大众文学在内的）文学文本也不致于使文学的文化研究者走得过远。总之，通过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方法和打破不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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