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先秦儒家看来，却殊非易事，是故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而在亚氏看来，要在伦理行为中始终选好“中道”，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要在每件事情上都找到中道是很困难的，正如要找圆的中心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做到。任何人都会发怒或花钱，但知道这应该对谁，在什么时候，以多大的量，为什么目的，用什么方式才是最好，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清楚的。在不足和过度这二者中，有时这方面的危害大些，有时那方面的危害大些，要恰当地取得中道是困难的，只能选择那危害比较小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还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倾向和期望，他特别指出要对快乐加以警惕，因为它容易将人引入歧途。他认为选择适度行为是困难的，如对谁发怒，以什么理由、什么方式、多长时间和多大程度，是不容易确定的；我们有时称赞那不及的行为说是温文尔雅，有时又称赞爱发脾气的人说他有男人气概。稍许偏离一点是可以的，走得太远便要受到责备；要控制到多大程度是难以确定的，因为要根据个别事实，由知觉加以判断；因此往往偏于不及或是偏于过分，不容易找到正确的中道（11）。
亚氏称“中道”的理念而为“善”或者“幸福”(happiness)，并且要称“中道”的行为（mean）和“思辨活动”（contemplation）而为“真正的善”、“最高的善”以及最大或者最高的“幸福”（12）。既如此，相反地，他也便自然要“把那些或者太过或者不及的品质称作‘恶’”（13）了。而在这一点上，孔子本人亦同样将“中庸”称之为“至德”和“至道”；而《大学》本身，则更将“中庸”称之为“至德”与“至善”，者称之作“最大的德”与“最高的善”——只不过在孔子那里，在这一问题上，他所做的还仅仅只是将“中庸”的对立面直接称之为“反中庸”；与此同时，大概是要到了孟子和荀子之时，他们才最终将“中庸”与“反中庸”的思想和行为泾渭分明、直截了当地分别称之为“人性善”与“人性恶”而已，这也还是对于“极”的一种理解罢了。
因而，在总体上，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大致可以说是基本相同或者说是极其相似的。这一点，无论就其中道或者中庸思想学说的基本含义、论证过程、目的性质而言，还是从其个人命运及其思想的影响程度来看，都无一不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仅从政治学这一角度上说，“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论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学著作”，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学教科书”（14），而且在实际上，它却又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要早大约一个多世纪（15）。我们不禁惊诧于中庸之道原来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惊诧于它不仅属于中国、属于东方而且还属于西方，属于整个人类世界，惊诧于“中庸之道”竟乃是一种世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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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摘自《中庸》第一章。
［5］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6］董根洪：《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与先秦儒家中庸观的异同》，《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及《新华文摘》2002年第5期。
［7］［13］[美]加勒特·汤姆森（GARRETT THOMSON）、马歇尔·米斯纳（MARSHALL MISSNER）著，张晓林译：《亚里士多德》（ON ARISTOTLE）第95-96页。
［8］［9］［10］［11］［12］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下册），第931-932页，1048页，933页，933页，912-1032页。
［14］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第3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日知：《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世界古典文明丛书）第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