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道德人格的文化养成(2)

　　道德理想是指人们在高尚的道德追求中所向往的终极目标。
　　首先，道德理想是道德人格的终极价值系统。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指出“：每个人无论他是否有宗教倾向，都有自己最终的假定前提。”这些前提“对属于他们的所有行为产生了创造性的压力。”[4]（p206）这里的“最终的假定前提”即是终极信仰。人有了某种最高理想，或宗教，或政治，或人生，不仅会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动机，而且还会使这一动机经过增强内化为人的使命感和庄严感。特定的信仰系统可以支撑相应的理想人格。
　　其次，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人的文化需求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现实的文化实践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要。
　　道德的发展源于人的文化生活的现实性与人的精神的超越性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人总要生活在社会中，人的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永远是自由的，总想超越现实。要求过高、扼杀人性的道德理想是虚无的，但是现实化的粗俗形态就可能导致道德理想的世俗化。而一旦出现对理想人格和终极理想的真正否定，道德人格的修养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道德人格修养总要在现实的稳定和精神的追求中获得平衡。人围绕道德理想不断展开文化实践、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是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
　　二、文化矛盾是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
　　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是指为实现道德价值目标，不断驱使道德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以实现自我完善和完善社会的动因，主要表现为道德需要与道德情感。
　　（一）文化超越产生道德需要。
　　道德需要是指人们自觉履行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内在要求。需要的产生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5]（p22）道德需要是个体的一种高级需要，它是个人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价值，使人超越平庸琐碎的生活走向崇高。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的超越性促成人的超越性。人成为真正的超越性的存在，在人的真正的超越性的活动中，道德需要得以产生。
　　（二）文化冲突孕育着道德情感。
　　首先，当代的文化转向引发了文化冲突。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本体性、中心主义的质疑呼声日渐高涨，拒斥现代主义文化渐成潮流，文化领域出现了后现代的转向。费瑟斯通指出“：如果‘现代’与‘后现代’是两个生成词汇，那么，很显然，前缀‘post’指的是继‘现代’而来，或是与现代的断裂和折裂，这个概念是通过反向区分的方法来定义的。不过，随着明确两者之间的前后关联，‘后现代’一词，更多的是强调对现代的否定，是一种认知的扬弃，它肢解和消除了现代的一些确凿无疑的特征。”[6]（p3-4）这种后现代的决定性断裂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
　　其次，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冲突而变得活跃。在现实的文化冲突中，文化本身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异延性等属性与后现代的思维方式相契合，文化域的外延不断扩大，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的繁盛与不可捉摸而变得活跃而灵动，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道德思维的延伸和道德心灵的拷问。人们陷入多维的感知和深深的思索：眼下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正在遭遇着的是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期、此时此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表面，人们似乎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实质上，这种困惑与自省正在酝酿着丰富的道德情感。
　　（三）文化革命促进道德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