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记日：‘温柔敦厚，诗教也。’冯先生恒以规人。小序日：‘发乎情，止乎礼义。’余谓斯言也，真今日之针砭矣夫。”[8]
其次，从诗之“道”——真性情出发，秋谷正面提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诗中须有人在，这是对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发展。秋谷日：“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8l诗中惟有表现诗人的真性情和时代特点才不是“言与心违”，其“人”当指诗人的真性情，其锋芒直指失“真”无“人”的文饰之作，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性。第二，诗外尚有事在也。王士稹力主“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在其营构的缥缈诗境中诗人的真性情淹没无遗，秋谷特拈出“诗外尚有事在也”以对抗。秋谷在《谈龙录》第十五则中说：“诗人贵知学，尤贵知道。东坡论少陵诗外尚有事在也。刘宾客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极推之。余尝举似阮翁，答日：‘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8lm此“诗外尚有事在”应指诗应有思想内容及表现诗人的真性情。王士稹不喜少陵诗，不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只能说明王士稹的诗歌与现实生活、个人性情的距离有多么的大!第三，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这是借《金史·文艺传》中周昂的话来引述自己的观点。赵执信说：“余读《金史·文艺传》，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日：‘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词语之工，岂文之正哉!”【。l秋谷认为诗歌首先要表现诗人的真性情，语言只能为表达情感服务，如果“反役其主”，那么只能是伪饰之作。为此，他在《七夕雨饮松皋舍人分韵得九佳》中批评了形式主义风气：“词场近来盛稂莠，虽有条蔓亡根蓑。楚相衣冠惑左右，狡黠终是输优俳。”
秋谷在提倡诗歌的本质——诗之“真”的前提下，也非常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他人所谓的“诗品奔放有余，不取蕴酿”门】2的评价失之偏颇。秋谷有日：“吾第问吾之神与其形，若衣冠，听人之指似可矣。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故元章也。苟神与形优矣，无所著而非优也。””可见，秋谷非常注重神与形的统一，非常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他在《谈龙录》第七则中引申吴修龄的话日：“修龄又云：‘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啖饭则饱，饮酒则醉。醉则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8l诗人非常认同诗“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认为诗需讲究含蓄形象，曲折生动，这表明秋谷对诗歌的艺术表现规律是深有体会的。
同时，秋谷又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他的诗并非一昧为“思路刘刻”{41之作，也有含蓄蕴藉之作。他自己也认为：“始学为诗，期于达意。久而简淡高远，兴寄微妙，乃可贵尚。所谓言见于此起意在彼，长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竞以多，意以尽而尤刺刺不休，不忆祖咏之赋《终南积雪》乎!”[8Il秋谷也主张“简淡高远”、“兴寄微妙”之境，不也是有几分神韵的特色吗?他不满于王士稹将“神韵”说推向极至的做法：“司空表圣云：‘味在酸咸之外。’概而论之，岂有无味之诗乎哉?观其所第二十四诗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8l¨以渔洋所推重的沧浪之语来纠渔洋之失，堪称一绝。风格的单一只能造成诗坛的形式主义之风、宗派主义之风的盛行，因此，秋谷极力批评渔洋的做法：“渔洋诗翁老于事，一一狎视海鸟翔。赏拔题品什六七，时放瓦釜参宫商……”(《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
四
谈及此，可以明白：秋谷与渔洋的论争，并非出于秋谷的个人恩怨，而是秋谷以“他年自携三万首，要向君论雁抗行”(《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9]的自觉的思辨、无畏的勇气来抗击当时诗坛的形式主义、宗派主义诗风。秋谷对诗歌的本质、诗歌的表现形式的深入论述，对探清诗歌的本质规律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在秋谷与渔洋的论争中诗歌获得了前进的动力，诗史中“因变”二律背反的规律也得以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