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与业绩并不挂钩、旱涝保收的基金管理费收取方式，显然是违背权责利对等的公平化市场原则的。这使得基金经理人的不利于投资人的行为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制约。基金经理人就不会尽职尽责地为投资人追求最优的风险性收益，更不会去承担起稳定市场的重任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而相反却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放在了首位，在市场中起到了助涨助跌的作用，成倍地扩大了市场风险。
二、股权分置改革后遗症显现，压垮了股市原有估值体系
在本轮股市的暴跌中，大小非（大额、小额限售非流通股）解禁与减持给市场造成的股票供给压力与心理压力最为巨大，使得股市在近4000点的暴跌中没有像样的反弹。而大小非解禁与减持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果。
股权分置是历史的原因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了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的同时又不失去国有经济的控股权，采取了增量发行股票的方式，即在原有的存量国有企业资产基础上，再溢价增发一些股票，原有股票则变成非流通股，不能在证券交易所流通。其他公开发行前的社会法人股、自然人股等非国有股也被作出暂不流通的安排。这一制度在其后的新股发行与上市实践中被固定下来，形成了我国股市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独特格局。另外，通过配股送股等产生的股份，也根据其原始股份是否可流通划分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这在事实上形成了股权分置的格局。截至2004年底，上市公司7149亿股的总股本中，非流通股份达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4%，非流通股份中又有74%是国有股份。由于持股的成本有巨大差异，造成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局面，影响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股权分置造成了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东利益追求目标的差异；其次，股权分置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不能完全实现；此外，股权分置的状况也影响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制约了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产品创新，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
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要把不可流通的股份变为可流通的股份，并真正实现同股同权。股权分置改革的初衷固然很理想，但实施过程中，在制定和表决股改方案时，由于宣传教育力度不够，以及操作层面的原因，广大分散的中小投资者参与度并不广泛，股改方案仍为大股东所操纵，因此，大股东以优势地位和绝对话语权仅以市场平均为10送3的对价就获得了巨额非流通股的流通权。这对中小投资者仍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权益交换。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在股改初期指出：股改以后带给股民的就是无尽的掠夺。这个预言在现在的证券市场上正逐步应验。
从2008年到2010年为大小非解禁和减持的高峰期。由于“大小非”成本太低（1元甚至0元，有的大小非由于得到送股和分红，持股成本不仅低于0元甚至还更赚钱）。因此，无论二级市场股价再低，“大小非”卖出仍盈利几倍，只要预期不好便会不断卖出，使股市不断下滑。
设计最不公平的还是新老划断后上市的新股，其大小非并未支付过对价，持股成本极低。按照规定，新股上市非控股股东只需锁定12个月就可上市流通。以1元获得的股票可在二级市场以十几元、几十元、上百元的市价抛售，而且数量又特别大。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IPO融资最多的年份，也是增量大小非出生的密集期，这一年半上市的近200家新公司中，发行A股公众股约750亿股，而200家公司总股本合计高达1.3万亿股，除去部分公司有H股以外，至少诞生了1万亿股增量大小非，无论是股份还是市值，都远远超过存量大小非。例如交通银行原流通股22亿股，一次解禁的大小非就达133亿股，直接造成二级市场股价大幅下滑，形成大小非股东得到大量利益输送，一夜暴富，而二级市场股东成倍亏损，利益大量被掠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