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决策? 首先萨克塞对决策进行了分类，把决策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核算的决策、盲目的决策、理性的决策。核算的决策是基于给定的条件得出上后果清楚的决策。如果边界值是确定的，根据一个规则，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在这种决策类型中，过程中的法则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由给定的状况做出决策。这种决策只适用于结果可以计算的情况，而事实上大量存在的、真正的决策是不能预见的，决策一经做出，它的活动空间总是具有不确定性、自由性。核算的决策却限制了活动空间的不确定性、自由性，是一种不现实的决策。盲目的决策是那些随机地、没有经过反思、出于本能与感觉做出的决策。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常常是盲目的，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技术上的决策不能再只凭着感觉，决策者必须事先思考每一个可能发生的进步带来的所有可能的结果，权衡每一个可能发生的进步。如果以这种方式得出结论，就不再是盲目的，而是可以从中选出较好的。做出决策是一项科学的活动，决策者必须实事求是地、有根据地进行决策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期望和恐惧所误导导致错误的选择。并且决策者不仅要预先弄清技术进步带来的首要结果，而且要弄清二级的、三级的结果。采用科学的手段弄清事物客观的联系，在这些客观的联系中做出决策。经过谨慎的思考个体的感觉、兴趣就被排除掉了，因此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客观的决策。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生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思考尤为重要。萨克塞呼吁“尽可能的理性”。理性决策的意义在于，科学的思考(理性)虽然不能完全取消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但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当然，科学仅仅是决策的助手，我们不能把决策全部归于科学，科学不能使我们从决策中解脱出来，最终的决策依赖于人，人不能逃避决策的责任。
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更充分的更谨慎的思考，甚至我们把决策推迟，推迟又是一个决定，推迟不是干预事物自身发展的过程，消极的决策与积极的决策有时一样有成效。但是思考所有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因为每次谨慎的思考都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的，之后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因果链总是无止无休地延伸下去，而我们必须打破思考的链条。
萨克塞对谨慎的思考与决策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非常细致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克塞倡导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未来学(Futurologie)”。“之所以这么细致的讨论谨慎的思考与决策的关系，重要的是这关系到现代科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未来学。未来学是对未来科学地关照，是关爱的产儿。”我们很少思考技术的长远后果，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技术可能性都被付诸现实。人们乐观地对待所有的未来的以及今天的问题。人们认为地球总是在不断地进化，人类不必为此负责，并且人们正以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继续向前推进。因此萨克塞呼吁对未来预先关照。但是现存的组织不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的科学和政策委员会虽然担负了技术评估的任务，但是在价值多元、兴趣多元的情况下，它也不能给出一个制定决策的科学方。因此萨克塞认为有必要建立一门“未来学”，减少决策中非理性的成分，规范技术的发展，对未来预先关照。接下来，萨克塞对未来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发展目标都作了简单的勾画。他主张，未来学是关于未来的科学。未来学的目的在于唤起人们的希望，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方法预言将要出现的情况。他特别指出，未来学关注的是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可能性层面。未来学不是要知道什么是将要成为可能的，而是要知道什么将要成为现实的。因此，萨克塞指出未来学应当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探索预言的方法，二，建立特定的模型。未来学应当探索预言的方法。因为只有具备了正确的方法，如果认识了过程的法则和初始条件，并且如果知道了边界条件，那么就可以预言事物下一步的走向。而就现实性而言没有人能够把握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因此这种方式的预言总是在简单的模式下才是可能的。对未来的预言，不是要求用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模式，而是用现在的一种特定的模型。
那么这个“特定的模型”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他指出，未来学中必须加入规范()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特定的模型”是加入伦理内容的模型。他驳斥流行的认识论观点——极端科学化、极端理性化的观点。通常人们认为，在决策中加入规范的内容，这会导致主观成分的加大；人们更习惯于有步骤的预言，排除规范的预言，排除有目的的方案。萨克塞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理性化的观点。完全排除规范、目的的预言得出的结果不但不是科学的，而且是主观的、错误的和危险的。因为这种观点使人们逃避应当履行的责任。科学极权、理想的乌托邦正是由于科学的进步借助于进步的知识、技术以及系统论，最终把所有谨慎思考的决策变成了盲目的决策。未来学包含多种视角，不能将证明与评价、事实、程序、认知、规范分离开来。客体的合规律性与主体的影响的区分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对未来的研究中涉及棘手问题的时候。未来学的目标在于确定更多一些善还是少一些善，在于区分认知成分和规范成分。由于逻辑意义上的事实和伦理的意义上的事实建立的基础不同，所以这两个领域根本不同。认知的结果是既定的，我们必须接受。但是规范的确定是自由的，可以这样确定也可以那样确定，我们必须根据既定的事实进行计算做出决策，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决策负责。我们必须尽可能的理性地做出决策。科学的批判，现代自然科学和知识已经告诉我们理性的认知领域是有限的，它们已经揭示了科学信仰的非科学性。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缩小不可避免的非理性的领域。非理性领域是客观存在的，谁否认非理性领域的存在，谁就依然是盲目的，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缩小不可避免的非理性的领域。有人会托词说，在思维过程中因为最开始受愿望、理想、世界观以及立场的影响，所以导致思考者得出理性的但错误认识，并且这些错误认识被看作是理性科学思考的结果。萨克塞认为这是对责任的逃避。具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应当能够区分哪些是实际证明实际得出的，哪些是他个人做出的决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诠释，我们不否认、不排挤非理性，留给非理性一定的空间，同时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关注非理性，使非理性不继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