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我的理解，中国古文论显然不具有社科文论的品格。但其中却含有许多社科文论的内容，像刘勰关于文学发展规律的著名论述等等便是。对于这些内容的发掘整理，无论是将其纳入到目前已有的社科文论（如“文论”）体系中，还是收纳到新的社科文论体系中，都是很有意义的，都是实现古文论精华“复语”的具体实践，并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科文论。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尤其是钱钟书先生，其贡献应特别受到重视，他所揭示的“蚌病生珠”、“有包孕的片刻”等规律，既是中国古文论的精华，又得到西方文论的印证，完全可包容到“中国特色”社科文论中去。由于西方文论有科学传统，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的社科文论以“西体”为主也是正常的。
中国古文论显然主要属于人文文论。我们今天精华“复语”重点、即作为新的人文文论建设理论资源的，应是（C）类，属中国艺术规律和美学特征的内容。其中可再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作规律性“复语”，或“形神兼备”地“复语”，即对古文论中所体现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规律的创造性继承，建构新古典主义或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话语。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大美学特征是讲含蓄、讲意境，是虚实相生、是意在言外等等。这些风格及审美规律应当说是很有当代价值的。如有学者提及的“意象”理论“出口转内销”事例，便是典型。尽管“意象”理论“复活”是与美国现代诗人对其创造性地“现代转化”为前提的，其背后却正透露出中国古典主义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某种兼容性信息。但要使这部分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却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中国传统中的（C）类内容的“复兴”或“振兴”，包括当代中小学人文内容和知识阶层人文知识结构的“化”，包括前文提及的当代、美学对传统的继承创新，以及创作对传统美学规律的实践与创新等等。正像美国的“意象”诗歌创造实践在先，意象理论在后一样，如果没有大量体现中国传统美学神韵的新古典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创作，古文论的精华“复语”便没有对象。遗憾的是，尽管举着“现代”、“后现代”旗帜进行创作的当代作家、诗人不少，但却很少有从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的。假如有一大批像汪曾琪这样自觉追求传统韵味又体现现代风格的作家的话，假如我们有自己的“庞德”的话，那么，古文论精华的“现代复语”便顺理成章。这类“复语”显然应当是重点所在，但它却是整个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要靠全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即使在文化及教育方针正确的前提下，我想，它也需要有几代人的时间 ，因为我们毕竟“失语”很久很久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传统文论这种精华“复语”成功了，它也只是当代人文文论中的一种，并不能排拒取代其它人文文论。因此，这种“复语”努力，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不如说是人文主义的。
第二个层次，可称为特征性“复语”，或“舍形取神”地复语，即对古文论美学特征美学精神的创造性汲取，建构新的“中国特色”的人文文论话语。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显著区别，不仅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论的话语形式上。西方文论，“文”与“论”之间主客分明，文本是文本，理论是理论。而中国古文论，“文”与“论”不分家，既释文，亦悟道，既求论“文”之美，更求文“论”之美。文本分析、理论阐释与主体感悟融于一炉，文论家将艺术体验艺术地传递，使文论本身具有文学性质和审美价值。因此，古文论是诗化文论。古文论概念的不确定性、写意性、模糊性，正是古文论诗化特征决定的。正如党圣元先生所说，古文论“运用与思维对象相同的审美──艺术思维方式来审视、领悟、体验对象，从而使这种理论观照的结果本身亦具有一定的美感意蕴，具有一定的情感性、意象性、虚涵性” 因此，古文论概念本身难以实现现代转化，但这种论文形式或神韵却可以借鉴。当代有没有可能倡导这种诗化的、感悟的、模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呢？我想是完全可能的。西方现代亦有如尼采这样的诗化美学家。这种批评的概念可以借鉴西方文论概念，也可以搬运古文论概念，更可以独创新的概念，只是它的表述必须是诗化的、艺术的。这种古文论的特征“复语”，其成功的关键显然是在文论界自身，因为它并不依赖创作的美学特征。不过，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复语”已近乎当代文论的一种“创语”了。由此我们便回到了本文开篇关于当代文论“失语”原因的分析上。
笔者认为，古文论在当代“失语”与当代中国文论“失语”并不是一回事。传统中断，只是造成当代文论“失语”的部分而非全部原因。如果以是否操作传统话语为尺度的话，那么，西方文论早就“失语”了。因为西方古典、现代或后现代文论既不是同一语种的产物，彼此之间也不是一个不断现代转化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不断扬弃和否定传统的过程。但西方文论从来没有“失语”过，而且越来越“杂语喧哗”，这是因为它们新的文论话语不断被创造出来。因此，我认为造成中国当代文论“失语”更重要、更内在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当代文论及当代哲学、美学缺少原创精神。而造成中国理论原创精神丧失的主要原因，我想有两个方面。其一，与中国师法先王，崇尚古文的特征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不断地重申重复传统中向前延伸的，所谓“日日新”只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其二，与数千年封建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严重的思想桎梏相关。先秦时代，士人个个有为帝王师的自信，充满巨人意识，因此，那是一个出大思想家、大理论家的时代。中国二千多年来的理论资本大都产生在那个时代。其后，包括二十世纪，中国都鲜有大理论家、大思想家诞生，唯出大学问家。这与西方知识界几乎每个时代都产生大思想家、大理论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我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
中术界和文论界，在二十一世纪会有大的作为的。毕竟传统的套路操练熟了，毕竟西方的玩艺也学习过了，上下求索、东西兼收，我们几乎整整学习或反思了一百年！具有充分学术自信的新一代学者肯定会“融汇中西、自铸伟辞”的。这是曹顺庆、李思屈先生给自己设定的宏伟目标，我极为欣赏，抄在这里，作为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全面振兴，对中国出现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和原创性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期盼并结束本文。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