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相比，首先，一般革命派小说的思想“由作者直接说出来，而不是由小说的情节和场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黄氏的思想“观点大都能渗透在生活画面的具体描绘之中”。其次，一般革命派的小说家“为了宣传‘新理想’，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大率出于虚构，想象和幻想的成分比较多”；黄氏的小说“有意从和现实中选材”，“他揭露、抨击、谴责的，一律是晚清、军事、外交方面的风云人物……寄寓作者的革命思想”。
黄氏的近事小说与谴责小说、其他革命派小说的不同，正是黄氏近事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研究者对此只是从个别篇、部小说出发去比较它们的异同，没有全面地从作家的出身、经历与生活的地域特点、思潮的变化、小说发行的载体、小说发表后的社会效应等方面对所有的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因为上述提到的几个因素，都对黄氏近事小说形成个性风格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六、黄小配近事小说的价值与地位
黄氏的近事小说有着独特的地域色彩及认识价值。颜廷亮先生就说：“近代岭南地区产生的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有三位，即吴趼人、苏曼殊和黄世仲……吴趼人和苏曼殊都写过不少小说作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岭南以外的地方的；同时，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始终和维新派联系在一起，苏曼殊的小说作品虽属于革命派作品而其基调并不怎么高。黄世仲……的小说作品均是在岭南地区写成的；他的所有小说又都是和民主革命派的政治紧相联系并具有很高的基调。如果从岭南小说史研究的角度看，他的地位应当说是高于吴趼人和苏曼殊的。加上他在报告、政论、谐文以至剧本等创作上的贡献，其在整个岭南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是并无过之者的。这就是说，黄氏的小说在岭南地区创作，又反映岭南地区特色的风物，比单纯出生于岭南而其小说无岭南特色的吴趼人与苏曼殊，对岭南文化做出的贡献更大，意义更深远。因为黄氏的小说中最能反映岭南特色的就是数量占优的近事小说。谢永光先生也点出了其意义所在：“早期虽然涌现不少广东小说名家，但由于特殊，这些广东作家的文言或粤语作品的地区发展性受到局限，能够跨越香港打人国内的，只有何诹的《碎琴楼》、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以及《廿载繁华梦》”。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虽然将黄氏与广东另一位报人小说家梁纪佩置于同一节介绍，也注意到他们在题材与小说特色方面相似甚多，但遗憾的是，却没有对这种很有闪光点的特色进行比较，从比较中突出二人在小说上的成就与贡献。
七、黄小配近事小说整体研究的不足
目前，多者对黄氏近事小说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其个别作品进行简介的层面。其实，其近事小说作品在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上是息息相关的，它们彼此呼应，共同服务于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产生了连锁的社会反响，因此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认识，这样才可望较为确切地衡估这类小说的认识价值。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较早注意到黄氏近事小说在内容上有内在联系、在艺术上有相通之处的，是欧阳健。他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就说：“透过小说的表象去考察一下背后的严峻事实，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宦海潮》凡例中一再宣称的‘不褒贬过甚’的宗旨，不仅在《大马扁：}中被彻底地抛弃，即在《宦海升沉录》的创作实践中，也不曾得到贯彻。同张荫桓的列传相比，用于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而且这种抑扬失当、是非倒置，同反映在《大马扁》中的问题在性质上还有根本的区别。这说明，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将黄氏的小说创作理论，放到其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加以验证和评价。其评价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其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还是颇值得取鉴的。
遗憾的是，目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够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予以整体观照的研究方法似乎还比较少见，而整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就相当欠缺，这显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和评价黄氏近事小说的创作实绩。
总之，关于黄氏近事小说研究，虽然已在多方面铺展开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值得注意且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有人提出，黄氏既继承了传统的小说技巧，又吸收了西洋技法，但是却没有进一步研究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如，有人分析了《宦海潮》与《宦海冤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可是没人注意到，黄氏从《廿载繁华梦》到《五月风声》之间也有联系与区别，这种关系反映了其小说艺术的变化规律。可见，黄小配近事小说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正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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