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义父说：“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 (由此观之，士大夫文人所作的雅词，讲求音律，用词精妙，是可“读”之诗。其实，绝大多数听众不可能是饱读诗书之人，可“读”之诗往往艰涩难懂。在秦楼楚馆中，那些可“读”之诗，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不愿意听，也听不懂。演唱者为了取悦客人，增加“票房”收入，也不愿意唱那些可“读”之诗。柳词之所以风靡全国，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原因是他的词作具有通俗性、可读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也是他主动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重视市民文化消费水平及其心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结果。
总之，柳永在宋代文化转型的特定环境下，走平化创作道路，重视吸收民间的艺术，不断开拓文化市场，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作者。北宋词坛并不是一支独秀，那些专营雅词者，其词作也在传唱。不过，与柳词相比，相距甚远。“柳永热”的出现，是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市民文化消费意识的转变的必然产物，它将封建的贵族和士大夫的目光转移到红红火火的民间，引领他们走进民间，关注民间的民情体悟民间的风情，歌唱民问的真情。正因为士大夫文人不同程度的参与，才使词摆脱“诗余”的从属地位，并成为雅俗共赏的新文化，这种变化，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为元曲和杂剧的繁荣和发展开启了先河。柳永在推动通俗文学的发展方面是功不可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