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一种并不少见的看法,认为鲁迅的文化批判之所以那么深刻和具有超越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了属于西方20世纪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理论武器,认为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也是来自于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样去说明鲁迅的深刻、超前和现代当然是十分简便的,但简便的证明也常常是草率的。的确,鲁迅在思想文化上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海克尔的哲学,斯宾塞的文化人类学,叔本华、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的唯意志论思想等,但仅仅根据这些就能够把西方思想视为鲁迅具有新姿态的思想的文化根源,就能够把鲁迅思想结构中的精神至上主义说成是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吗?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几个事实:一是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将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任何一种思想在本质上的把握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鲁迅的时代从思想史上说还是西方思想刚刚进入中国的时代,可以说鲁迅还没能拥有这些条件,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也还不能说是完全认识了西方思想的真谛。不必说鲁迅的时代还不是从本质上理解西方思想的时代,而且鲁迅接触西方思想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二是西方思想文化虽然是复杂的多样的,但西方文化的核心本质不是强调思想的思想,而是强调制度和物质的思想;不是把精神文化放在首位,而是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放在首位的文化,即我们常说的“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等,这与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观念正好相反。三是我们能够看到西方的进化论与鲁迅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与鲁迅的“立人”观念之间的关联,但鲁迅思想的核心一个是同情弱者,一个是救世济民精神,这与达尔文主义的强者哲学,与西方唯意志论的极端唯我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作为一个处于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的精神世界自然是复杂的,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积淀,又有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鲁迅是一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一面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选择上,体现在他世界观的方方面面,也在他的精神至上观的思想模式中体现出来。因而我们就不应回避和搁置鲁迅的精神至上观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中国没有形成特别规范的宗教形式与中国人更关怀哲学有关,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式的能够形成二元对立结构的终极关怀,又与中国人的哲学指向是建立在宇宙一元论背景之上的心学模式相连。心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走向。本来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学说是经世的,可到了庄子时代则变为心性之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学说更不用说是经世之学,可到了孟子时代,也走上了心学轨道;儒家文化被确立为正统之学以后,曾一度发生危机,因而唐代的有识之士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而这一运动于北宋和明代完成时所重建的新儒学,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还是成为一种更为完善的心性之学。这说明,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心学模式,心学模式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它在中国深入人心,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要认识中国的心学传统,要发现这种心学传统与鲁迅的思想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就不得不回视一下中国思想史的一些事实。儒家思想虽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传统思想,但它却是中国思想的主流与核心,心学思想也以儒家的心性之学最为发达和最有代表性,这也算是我们在儒家思想中寻找现代思想的历史文化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论语》中,“心”字只有六见,其中直接出自孔子之口的只三见,而且这三见也不能说都具有概念性,但论及儒家的心性之学,又必须从孔子学说谈起。我虽并不反对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是由孟子开的先河,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孟子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孔子思想基础上的,孟子的心学也是对孔子人格学说的深入理解和阐释,孔子尽管不能被认为是儒家心学的奠基者,但孟子以后的心学思想却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